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还撕了他的书稿，事后，岳母让他回到上海，哪料他却拒绝了岳母的好意。 那天晚上在黑龙江逊克县下套子屯的小屋里，空气还带着国庆节的喜气。戴建国小心翼翼把结婚证举到程玉凤面前，指着上面的名字和照片，一字一句念给她听。程玉凤眼睛忽然亮了一下，抓过那个红色小本子，冲屋里喊，妈，小戴跟我结婚了。这是她疯了八年第一次说出完整的话。 在场的人眼睛都湿了。戴建国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那一刻他觉得这些年的等待总算有了回应。 可仅仅三天后，平静就碎了。程玉凤夜里又犯病，冲上来打了他一拳，鼻血立刻流下来，顺手把桌上写了大半的书稿撕得粉碎。 程玉凤的母亲含着眼泪劝他，你还是回上海吧，别耽误了自己前程。戴建国摇摇头，没有多说一句话。他心里清楚，这条路一旦选了，就没有回头。 1969年，17岁的戴建国从上海古田中学初中毕业，响应号召来到逊克县边疆公社下套子屯插队。 那时候屯里只有十几户人家，条件苦得让人喘不过气。他从来没干过农活，握锄头的手直发抖，任务总完不成，生产队长批评他时，他低着头心里又急又委屈。 就在这个时候，比他小一岁的程玉凤出现了。她是村里最能干的姑娘，扎着麻花辫，大眼睛亮亮的，总是悄悄帮他。铲地时替他接垄，割麦时帮他完成任务，连轧黄豆这样的活也替他干完。 戴建国感动得不知道怎么谢她，慢慢两人就熟悉起来。他常去程家帮忙干活，讲上海城里的故事给她听；程玉凤给他带瓜子，聊天解闷。日子久了，两个年轻人心里都生出了感情。 1971年冬天，戴建国回上海探亲。程玉凤父亲趁机收了邻村彩礼，要把女儿嫁出去。父亲的想法很简单，知青早晚要走，嫁城里人怕人财两空，不如嫁本地人踏实。 程玉凤坚决不答应，跑了两次，第二次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夜里跑出十几里，冻昏在雪地里。醒来已经穿上嫁衣，出嫁那天她死死抱住门框，被几个壮汉拖走，上花轿前吐了血，喊着小戴你怎么还不回来。婚后不久，男方家看她精神不对要求退婚，她被送回娘家，从此成了村里人说的疯女人。 戴建国回来看到这一幕，整个人像天塌了一样。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留下来，一边自学考了教师资格，当上民办教师，一边默默照看程玉凤。那八年里，上海家里一封封信催他回去，他都压在箱底。逊克县文化圈里他渐渐有了名气，写文章搞宣传，前途不算差，可他就是不肯走。 结婚后日子过得不容易。程玉凤有时尖叫，有时抓伤他，东西也撕。戴建国学会了怎么安抚她，只要轻轻抱住，她就会慢慢平静下来。他们后来有了儿子戴亮。 程玉凤当了母亲后，对儿子特别专注，帮了家里不少忙。戴建国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妻儿，一家人在艰难中一点点往前走。 到1990年代，戴建国事业发展不错，做到逊克县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还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省政协委员，生活条件好转，有了六居室住房。 1997年初，上海年迈母亲打电话催他回沪团聚。他又一次面临选择。这回他没有犹豫，放弃当地一切，带程玉凤一起回上海。岳父心里愧疚，劝他说别人回去是衣锦还乡，你带个疯老婆回去别人会笑话，先自己回去再说。戴建国还是坚持带妻子一起走。 回上海后，他们一家人在城市里安顿下来。儿子戴亮长大后，把父母的故事写成《我的疯娘痴父》，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都报道过，感动过很多人。戴建国继续照顾妻子，直到家庭完整。 正如那句话所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碗苦水和一碗甜水，我只是把苦水先喝了而已。”这份坚持在今天看来特别难得，它让人看到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个人选择里藏着的责任和担当。戴建国用近三十年的行动，把一段因时代而起的悲剧，慢慢走成了完整的家庭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