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一位名叫汤若望的德国耶稣会士踏上中国土地。那时明朝后期历法已出现明显偏差，朝廷需要更精准的天文计算来安排农时和祭祀。汤若望继承了早年利玛窦的做法，认真学习中文，钻研中国传统天文知识，同时带来西方观测方法。 他参与了崇祯年间由徐光启主持的历书编纂工作，用西方数据帮助修正误差。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后，汤若望没有离开北京，而是迅速向摄政王多尔衮展示新历法的准确性。 1645年，他主持修订历法，推出《时宪历》，成为清朝钦天监监正，还获得“通微教师”的称号，顺治帝和孝庄太后都信任他，甚至让他参与一些宫廷事务。 汤若望在宫中把西方天文数学知识教给中国人，也把中国宫廷的历法改革细节、天文观测记录和相关手稿整理后送回欧洲。这些材料后来进入梵蒂冈的收藏。 1660年代初，杨光先等官员发起攻击，指责汤若望传播异教、历法有误，他被关进监狱，1666年病逝狱中。康熙帝亲政后，他的学生南怀仁帮他恢复名誉。 这段经历让汤若望成为第一个进入清朝官僚体系的欧洲人，也让西方档案里多了一批明清交替时的科技资料。人们后来发现，这些记录填补了中国本土因战乱可能丢失的部分内容。 1650年前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政权在西南苦苦支撑，清军步步紧逼。宫廷里一些人已接受天主教洗礼，永历帝生母马太后教名圣烈纳，司礼监掌印太监庞天寿教名Achille。 他们决定派人去欧洲求援。波兰出身的耶稣会士卜弥格被选中。卜弥格1612年生，1636年来华，中文能力不错。他和助手郑安德肋带着王太后亲笔信、庞天寿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还有多幅汉字拉丁文对照的明代中国全图和行省图，从梧州出发，经澳门出海。 这次航行持续了九年，他们穿越三大洲三大洋，1653年才到罗马。当时清廷已派卫匡国到欧洲介绍新政权情况，南明使团受到冷遇。1655年，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见卜弥格，只给了敷衍的回信，承诺祈祷却没有派兵。 卜弥格1656年带着信返航，路上遇到荷兰和葡萄牙的冲突，还有海上封锁，1659年8月22日在中越边境染病去世，葬在安南。这些信件和地图最终保存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成为研究南明外交和明代地理的重要资料。卜弥格还写过关于中国植物的书，记录了不少医药知识。 1626年5月30日，北京城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那天巳时，王恭厂这个工部存放火药的军工厂突然爆炸。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当时在乾清宫也被惊到。 《明实录》记载比较简略，大多说是火药自焚，还提到一些天象异变。爆炸波及范围东到顺城门、北到刑部街，周围十三里，房屋毁坏数万间，死伤超过一万人。有人看到人畜被卷到空中，衣服奇怪地脱落，头颅肢体像雨点落下。 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以旁观者角度，详细记下了爆炸细节、官员反应和市井惨状。这些记录没有经过明朝官方的删减，后来也汇集到梵蒂冈档案里。相比正史的简略处理，西方记录提供了更多客观场景，包括灾后北京的秩序混乱和民间恐慌。 这些事件连在一起，让人看到明清之际中西接触的复杂面貌。传教士们为了传播教义深入中国社会，同时收集了大量天文、舆图、科技和宫廷记录。 汤若望在历法上的工作、卜弥格的万里求援之旅，还有天启爆炸的独立旁证，都成了梵蒂冈馆藏的重要部分。这些资料跨越了从利玛窦时代到南明、清初的漫长时间，涉及徐光启、多尔衮、顺治帝、魏忠贤势力等具体人物和地点。 这些远在罗马的档案，让后人能从不同角度重看那段动荡岁月。它们不仅记录了中国地图和历法变革，还留下了求援信这样的原始文件。学者们通过耶稣会档案、《明实录》和梵蒂冈目录等资料，可以一一核实。 普通人难以轻易接触这些藏品，但它们静静存在。汤若望在狱中时或许想过自己的努力是否值得，卜弥格在病床上可能还念着未能完成的使命，而那些爆炸后的北京百姓，则在混乱中继续生活。所有这些故事，最终都通过特殊渠道，汇集到那个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的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