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细述王力晚年出狱后生活境况，手臂因干瘪竟连抽血都无法进行吗？ 1982年1月的一个清晨，北京北新桥胡同里停下了一辆白色吉普。车门打开，一位头戴呢帽、手扶铝合金手杖的老人慢慢下车，抬眼望向灰瓦老屋——这就是他十四年后重返人世的第一个落脚点。寒风打在脸上，他却只是轻轻舒了口气，“到家了。”妻子王平权握住他的胳膊，低声答了一句：“咱们回去吧。” 隔壁邻居多年未见，趴在窗边看了又看。有人小声嘀咕：“这不是当年在《红旗》上写文章的王编委吗？”另一人摇头，“谁知道呢，他都不说话。”老人确实沉默。他曾是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时的第一批编委，主管国际组，写过不少分析中苏关系的长文，风头一度极盛。可1967年8月26日深夜那场钓鱼台会议后，一纸命令，他被送往西山、再进秦城，杳无音讯。14年零5个月，足够让当年的热词变旧闻，也足够让一个人学会把话埋在心里。 组织给他安排了一套两居室，配车、配保姆，这在彼时并不算特殊——那几年，陆续获释的老同事也都这么安置。不同的是，别人愿意抛头露面，他却像一只惊鸟，避开一切采访。门铃响时，他只抬抬眉，“不见。”妻子劝了几回也徒劳。 转机来自旧友。1988年秋，关锋托人带来作家叶永烈的纸条：“想听听那段历史的温度，不做评判。”老人沉吟许久，递给妻子一个眼神，“让他来吧。”三天后，叶永烈敲门。门一开，王力已坐在客厅单人沙发里，棕色西装笔挺，胸前一枚旧式翻领别针闪着昏黄光。叶永烈的第一句话有些冒失：“王副总编身子看起来不错。”老人摆手，“外边的壳子罢了，里头早换了旧零件。” 这副“壳子”并未坚持太久。1987年秋，他在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被查出胃部恶性肿瘤。手术成功率不过三成，他还是点头答应。推入手术室前，他把一页薄纸交给妻子：财物清单、书稿去向、以及一句叮嘱——“务必替我保管那套苏联文选。”手术后，他体重骤降十余斤，原本有劲的手臂瘦得青筋暴起，护士打吊针常常找不到血管。医生解释：“化疗会让静脉塌陷，这是常见并发症。” 休养期间，他保持一点执拗的讲究：每天早晨白衬衫配领带，哪怕只能喝一小碗麦片粥。妻子心疼：“何必折腾？”他却倔强，“人呐，得先把扣子系好。”或许正因这份坚持，他在1990年竟然有所好转。1991年夏天，家里摆了两桌酒菜，金婚和七十大寿一起办。那天，戚本禹前来祝寿，打趣道：“老王，你这条命怕是借来的。”王力笑：“借就借吧，还得慢慢还。” 然而借来的时光毕竟短暂。1995年春，他兴冲冲飞到上海探望故交，戴着一顶亮白的礼帽，站在外滩拍照，海风吹得衣角飘起，仿佛年轻了二十岁。可旅途归来没多久，腹部隐隐坠痛。再次住院，医生建议二次手术，风险高却别无选择。术后他几乎食不下咽，只能靠牛奶维持。每天清晨，需要两人搀扶才能从床沿挪到窗边，看一会儿院子里稀落的梧桐叶。 那段时间，家里弥漫着淡淡的党参味。保姆拿着搪瓷杯追着他喂药，他摆手示意自己来，却常常抖得汤药撒满袖口。护士上门抽血时，一连试了三次，针尖都碰不到血管，最后只得在脚背上找了条细细的青筋。护士轻声自语，“这样的血管，像干枯的河道。”妻子听见，眼眶迅速红了。 10月21日夜里，他忽然剧烈咳嗽，扶着墙往洗手间挪步。瓷砖冰凉，杖尖一滑，人已倒下。救护车的警笛穿过长街，邻居们隔窗张望，却都没再看到他回到那间二楼小屋。医院记录写着：75岁，因癌症并发症抢救无效去世。桌上那套苏联文选仍旧整齐，扉页是他的笔迹：“冷眼看世界，热心写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