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萧华夫妇回故乡祭奠母亲，萧华在九山岭前跪地恭敬：妈，您的不孝子来看您了！ 1961年2月初，赣江上游的雾气整日不散，兴国县城的稻秧一片枯黄。中央紧急派出几位干部下乡摸底灾情，一身灰色旧呢军装的萧华夹在队伍里，没带随员，只牵着妻子王新兰的手，沿着泥泞土路走进阔别三十余年的家乡。 与粮站、社队干部座谈时，他把帽檐压得很低，不露肩章；会场散后，自己掏钱买两篮鸡蛋，交给炊事员，“鸡蛋炒菜，大家都要添勺子。”有人认出了他，悄声问：“萧司令，您怎么还吃野菜？”他摆摆手：“调查灾荒，就得跟乡亲一样过日子。” 可调查并非他此行唯一的算盘。比饥饿更长久的，是寻找母亲坟茔的心病。自1930年那场匆匆告别后，他从未回过九山岭，连一把土都没在身旁。 有意思的是，萧华的革命道路，正是从家门口那间青砖瓦屋里起步。1927年，兴国已遍布秘密党支部，父亲萧能赇把自家铺子改成了联络站。母亲严招胜白天纳鞋底，夜晚支锅烧茶，掩护来往的同志。十岁的萧华哪明白“地下工作”为何物，只记得母亲叮嘱：“见到生脸孔，先躲进后院，再去告诉你爹。”于是，他成了最小的放哨兵。 1928年冬，兴国暴动箭在弦上。县城内外需要一条暗号：谁家门上若画个小黑点，红军就知此户可靠。涂抹任务落到萧华头上，他扛着豆油灯穿街走巷，夜色里手指一抬，墙上便添个黑斑。三天后，12月20日拂晓，枪声撕裂县城上空，红衣战士冲进衙门。萧华挤进火官庙，盯着一尊泥塑，“这佛像新刷了油漆，还带火药味。”他猛地掀开袈裟，躲藏的警察局长肖正安被揪了出来。年仅12岁的少年，从此被写进苏区档案。 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多久。1930年春，红军整编扩红，14岁的萧华被选入队伍。临行那天，毛主席站在五里亭外的竹林边，笑问：“小鬼，你怕不怕打仗？”少年昂头：“跟着红军走，就不怕。”正说着，远处一个妇人提着双布鞋奔来。她气喘吁吁地拍着尘土，“儿啊，路远，鞋子多带一双。”萧华红了眼眶，只轻声回：“娘，等我建功立业再回来看您。” 长征开始后，中央主力西去。留下的兴国游击队不足百人，国民党“清乡”如铁箍般收紧。1935年1月，九山岭密林间，严招胜带着十几名战士转移。粮尽弹稀，她独自下山化装买米，不曾想被特务盯上。山道上响起枪声，后随行的萧能河记得，她把敌人引向反方向，才给了队伍转移的空隙。追上去的战士只找到斑驳血迹和一只被踩扁的草鞋，再也没见到人。 时间回到1961年。调查完毕，萧华拒绝了县里送行的箩筐茶点，只要了一位向导。山路蜿蜒，他看着脚下被水冲开的泥沟，眉头紧锁。向导低声说：“当年就是这条路，萧妈往回跑时被堵在前面。”王新兰把行囊往旁边一放，扶住丈夫：“走累了歇会儿吧。”他摇头：“我怕天黑前还找不到。” 山顶松林漫着雾气，旧老兵萧能河拄着竹杖迎上来。“队长牺牲那夜，月亮这么大。”他指向东方，“我们埋在那片乱石后，可年年塌方，墓早找不着了。”萧华听罢，双膝扑通跪倒，只一句：“娘，我回来了。”声音哑得像裂帛，山风却把余音卷向谷底。 夜里，油灯幽黄，他在县招待所的方桌上写下长诗三十六句，密密麻麻。末了署名“兴国萧华”。王新兰递过暖茶，他把笔丢在一旁，“这诗，明天寄给金洪，让妹妹去劝乡亲把母亲的事迹写进族谱。”灯火摇曳，两人沉默良久。 几天后，调研报告连同那封家书一并送往南昌，再转北京。文件显示：兴国春荒严重，需急拨粮二百万斤。数据干巴巴，唯有最后一栏，用钢笔加了行小字——“请派人协助寻找九山岭烈士遗踪，以慰先烈”。 史料记载，次年中央的赣南扶助款中，兴国分到的额度高于周边数县。此事是否与那份报告有关，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那首《哭严招胜同志》的诗稿，如今陈列在兴国革命纪念馆。字迹不甚工整，却能看出写时毫不迟疑的劲道。旁边还有一行注释：作者当时45岁，母亲牺牲已整整26年。 山岭上的野茶每年仍旧自发新芽，清明时节，总有人插上一束青枝。当地老人说，萧家母子用一生写下了两个字：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