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厚坤出任三野十兵团后勤部长，谁知上任途中，却遭到了300多名土匪的伏击，土匪占据地形，而他只有一个排的兵力！ 一辆吉普车、一辆大卡车，外加一个警卫排。这样的队伍放在平原大道上，或许算不上单薄，可一旦进入浙东山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949年8月3日，李厚坤赴福建上任的路，走到浙江东阳胡村附近时，被山林里的枪声硬生生截断。李厚坤出身并不显赫，1911年，他出生在湖北石首，年轻时参加革命后，长期干的就是后勤、供应、组织保障这些苦差事。 别人看见的是前方打仗，他盯着的是队伍有没有饭吃、伤员能不能送下去、枪炮弹药能不能及时补上。到了1949年夏天，全国战局已经明显变化，但南方不少地方刚刚解放，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 山里有残匪，乡间有散兵，交通线上也并不太平。李厚坤接到赴任命令后，没有多停留，他要尽快到福建，把十兵团后勤这一摊事接起来。 同行的人里，有他的妻子葛玉芳。她不是单纯随行家属，而是后勤部机关指导员。 车上还有他们不满周岁的孩子。这个画面放在今天看，很像一家人随队南下，可在当时，那条路上藏着的不是颠簸和辛苦，而是真枪实弹的危险。 车队从杭州出发，8月2日上路，随后经过绍兴、嵊县一带。当地同志已经提醒过，前面路段匪患严重，最好派更多部队护送。 李厚坤没有接受大队人马随行。他考虑的是地方剿匪力量本来就吃紧，不能因为自己赴任，就把有限兵力抽走。 土匪头子安我华早已盯上这条路。他带着300多名武装土匪，在当地山岭间流窜，对沟谷、山头和小路十分熟悉。 对车队而言，这是前往福建的一段必经路；对土匪而言，这是他们设伏最方便的地方。枪声突然从山上压下来。 土匪占据高处，三面开火，第一轮火力就对准了吉普车。因为他们判断，车上坐着的应是重要干部。 山路狭窄，车辆暴露在明处，警卫排只能依托汽车和路边地形还击，局面一开始就十分被动。葛玉芳在战斗中中弹牺牲。 她原本也肩负机关工作，此行是随丈夫一起去新的岗位。枪声中，个人悲痛来不及展开，李厚坤仍在指挥抵抗。 警卫战士一边还击，一边试图打开缺口，山路上留下的每一步都很艰难。激战持续了很久，警卫人员伤亡不断增加，车队已无法按原计划前进，李厚坤在组织战斗时被子弹击中，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8岁。 他没有倒在正面大战场，却倒在了新解放区尚未完全安定的一条山路上。战斗之后，土匪洗劫现场，大卡车被烧毁，部分人员被劫走。 李厚坤夫妇的孩子也落入险境。幸亏有幸存战士和当地群众冒险保护，孩子后来被找到，并送回部队抚养。 这个细节很小，却足以说明，当时基层群众和部队之间的信任并不是空话。后来，李厚坤和葛玉芳被安葬在东阳烈士陵园一带。 当地群众记住这件事，并不只是因为牺牲者职务高，更因为这场伏击发生在和平即将到来之前。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地方看似已经翻过战争一页，实际上山林里的残余武装还在制造流血。 安我华没有逃过追捕。1950年3月，他的残部在浙江诸暨白枫附近被围歼，50多名匪徒被俘，安我华也被活捉。 经过审判后，1950年5月中旬，安我华被依法处决。这一枪，结束的不只是一个匪首的性命，也是在向地方残匪表明，靠山林和枪杆子横行的日子结束了。 多年以后，李厚坤被称为“战勤楷模”。这个称呼很朴素，却很贴切。 他一生大多数时候不站在最显眼的位置，却总在最需要保障的地方。行军要粮，作战要弹，伤员要药，部队要穿衣，后勤干部每天面对的都是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李厚坤赴任，本来是为了让部队走得更稳、打得更有保障，结果自己却没能抵达岗位。他的牺牲提醒人们，历史不是只有大会战和大胜利，也有山路上的突然枪声，有来不及告别的家人，有被战友护下来的孩子。 真正的和平，靠的不只是战场胜利，还靠清剿匪患、恢复秩序、保护百姓这些一点点落到地上的工作。李厚坤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可他赶赴岗位的那条路，本身就说明了责任二字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