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儿子继承父业成为清洁工，凭辛勤劳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50年1月的凌晨四点，北京前门外的胡同口灯火未熄，十几个肩挑粪桶的身影在薄雾里穿行。那一排沉默的脚步声，把新政权初立的城市晨光踩得沙沙作响，也把一位山东汉子——时传祥——领进了后来的传奇。 那时的北京，每年要把数十万吨粪肥送往郊区菜地，靠的主要是肩挑、板车和一双双沾满污泥的布鞋。时传祥二十三岁，在黄河决口失去土地后漂泊至此，靠力气换口饭吃。外人捂鼻远避，他却在木梯与粪桶之间默不作声地攀爬，一趟又一趟。有人劝他“换个活计”，他只回一句：“城里不能没有这活。”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公用事业急需重整。1952年，北京把私营粪场改编为清洁队，首次给掏粪工发放正式薪俸和棉制服。时传祥那天领到黄呢布工装，憨厚地笑了半天，说：“咱也是公家人喽。”干部在旁记下这句话，当晚的汇报材料里多了“认同感”三个字。 对普通劳动者的认可，很快在全国铺开。1956年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开幕前，中央专门圈定了环卫工人名额。十年后，1966年国庆前夕，北京各行各业先进齐聚中南海。有人记得，刘少奇握着时传祥布满老茧的手，轻声嘱咐：“工作再忙，也得抽空识几个字。”那支写着“英雄”两字的钢笔，就此留在时家案头，成了传家宝。 钢笔的意义，家里人后来才真正体会。1975年盛夏，病榻上的时传祥把儿女叫到床边。“粪坑没人下，城里怎么行？”他断断续续地说。大儿子时纯庭和小儿子时纯利，有那么一瞬并未回答。母亲低声劝道：“你们好好想想。”几天后兄弟俩一起走进崇文区清洁队。 1970年代末，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已突破六千吨。手推车逐渐被机扫车取代，但老城区的幽深小巷依旧离不开人力。时纯利主动挑最脏的片区，装箱、称重、运转，几年后被借调至使馆区，练就一口流利外语。“外国朋友挑剔，可咱代表的是首都门面。”他说这话时，袖口还带着油渍。 1993年，北京开始试点垃圾分类。时纯利被提拔为市环卫局纪委书记，却坚持每周两次下社区。“干部要先脏一次，才能知道标准在哪。”跟班的小刘抱怨天气热，他递过去一瓶水，“年轻人，先别嫌臭，干净了你就香了。”一句戏谑，把现场气氛点亮。 五一劳动奖章在1990年代中期落到时纯利手上。消息传真到山东老家，母亲竟回了一个电报：一个家，两个人得奖就够了，你别忘了初心。时纯利收起电报，第二天仍准点出门，一连三天带队清除了两百吨陈年垃圾，为东城区改造腾出了场地。2008年奥运前夕，他又牵头制定赛时保洁预案，其间三次住院，仍戴着口罩下工地。2013年2月23日，病逝于佑安医院，终年59岁。 家谱翻到第三代，钢笔落到了孙女时新春手里。2000年，她本可留在办公室做文员，却申请到一线当巡检。每天清晨六点，前门、东单、国子监，一辆电瓶车载着她穿街走巷。居民见惯了她的橙色背心，也学会把瓶子和厨余分开。2006年，她同样获颁五一劳动奖章；领奖归来，随手把奖章放进抽屉，仅把那支老旧钢笔擦亮，重新夹进胸前口袋。 有人私下问她：“都机械化了，你还这么拼干吗？”她抬头笑笑，“车再高级，没人按按钮，它也不转呀。”这句带着乡音的轻描淡写，倒像当年爷爷的影子。三代人，一条街，一身脏衣，串起了七十余年的城市清洁链。 北京的街道如今有了冲洗车、压缩站、智能分类箱，但凌晨四点的那排脚步声仍在。它告诉后来者：城市的清晨之美，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人愿意先弯腰，再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