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架上苦熬40分钟，行刑后脖子就剩一根韧带“藕断丝连”——1927年4月28日，38岁的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送上绞刑架，临刑时却毫无惧色，大义凛然，究竟是怎样的信念，让他如此无畏？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1920年的2月。当时北京各大高校正值寒假，李大钊的家中暂避着一位随时面临逮捕危险的客人陈独秀。 1919年，陈独秀因为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北洋军阀暗探抓捕并关押了98天。 在李大钊等人营救下，陈独秀得以保释出狱，但京师警察厅的暗探依然日夜跟踪监视陈独秀。 到了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前往武汉演讲再次惹怒北洋政府，警察厅高层下发密令准备再次对陈独秀实施抓捕。 面对紧迫的局势，李大钊当机立断，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再由天津乘船转赴上海。 为了躲避沿途军警的盘查，李大钊雇了一辆普通的骡车。李大钊让陈独秀戴上一顶旧毡帽，穿上厚重的布棉袄，完全打扮成一个账房先生的模样。 李大钊自己则换上一身商人的服装，跨坐在骡车的车辕上。在风雪交加的土路上，骡车缓慢地向天津方向行驶 。正是在这艰辛的旅途颠簸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展开了一场深刻的对话。李大钊和陈独秀深入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并一致认定，当前中国单靠学术启蒙或者学生运动根本无法拯救国家，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骡车抵达天津之前，李大钊与陈独秀正式达成了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筹建共产党的约定。这次风雪中的相约，直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极少。在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吴佩孚武力镇压后，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单靠无产阶级无法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寻找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922年8月，李大钊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专程前往上海法租界香山路的孙中山寓所进行秘密会谈。 当时的孙中山刚刚经历了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叛乱，被迫退居上海，处境十分艰难。孙中山痛感国民党内部涣散，迫切需要引入新的革命力量。 李大钊向孙中山详细讲解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孙中山对李大钊的远见卓识深表赞赏。 当李大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当场表示同意，并且亲自担任了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到了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亲自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的五名成员之一。 在会议进行期间，国民党右派势力冯自由等人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并提出苛刻条件企图限制共产党员的行动。面对会场上激烈的交锋，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李大钊在台上用极其诚恳的语气声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绝大事业，绝对不是为了颠覆国民党或者谋取私利。 这段严密且真诚的发言打动了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保证了大会顺利通过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李大钊也顺利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权负责北方的党务工作，推动了北方革命力量的壮大。 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系军舰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被迫还击将其击退。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北洋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 3月18日上午，李大钊组织北京各界群众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大会。 集会结束后，李大钊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带领群众向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行进，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 当手无寸铁的群众到达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政府下令预先埋伏的军警向请愿队伍开枪射击，并用大刀和铁棍进行劈杀。 在这场导致刘和珍等47人当场牺牲的惨案中，李大钊一直处在队伍最前方的危险地带。面对军警的疯狂扫射，李大钊的头部和手臂都被击伤，鲜血染红了李大钊的衣服。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随即下达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大批军警强行闯入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逮捕。 在看守所的狱中，敌人对李大钊施加各种酷刑，妄图套取机密信息。李大钊忍着剧痛没有吐露半个字的机密。 4月28日上午，38岁的李大钊穿着一件旧棉袍，第一个走向京师看守所内的铁制绞刑架。 敌人不想让李大钊痛快地死去，刽子手故意调松绞索，将李大钊吊起一段时间后又放下来，用冷水把李大钊泼醒。敌人逼问李大钊是否改变信仰。 李大钊用嘶哑的声音回答力求速办。于是敌人再次把李大钊推上踏板，再次吊起，再次放下。 这场残忍的之行反复了整整三次，时间拖延了四十多分钟。法医报告记录，李大钊的颈骨已全部断裂，只有一层韧带勉强连接着头与身体。李大钊直到最后一次被放下，依然没有半点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