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法院欲重判大特务，他申辩称陈赓能作证其特殊贡献，结局如何？ 1927年4月，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被夜色包围，屋顶电台却依旧在嗡嗡作响。中央特科刚成立不久，周恩来交给情报科一个头疼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新建的党务调查科里安插眼线，否则沪上地下网络随时可能被连根拔起。 就在人手告急的时候，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被推到桌面——鲍君甫。资料显示，此人1893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少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到上海，一身洋文、交际手段娴熟。更巧的是，他已在1924年加入国民党，正筹划挤进调查科。 陈养山把情况报上去后，请示只有一句话：可用不可弃。于是1928年初的一个清晨，黄埔江上一艘租来的旧游艇悄悄靠岸。舱里，陈赓与鲍对坐。没有豪言，双方只是互递文件，最后一句话很轻：“费用每月自有安排，联络人叫小胡。”船靠码头时，外人只看见两位“商人”走散。 当年夏天，鲍果然任职中统上海区特派员，办事处设在北四川路大德里，门口挂着堂而皇之的“公济互助社”招牌。文件、印鉴、行动计划，都像流水一样先汇进这条渠道，再分流到特科情报科。那阵子，上海警备司令部准备一次大搜捕，名单上赫然有任弼时。鲍提前三天递出暗号，特科随即转移十余名骨干，一桩血案化险为夷。 有意思的是，真假情报被他混在一起送往南京，用来稳住徐恩曾的胃口。一次，他故意透露“中共即将袭击江湾仓库”，国民党调走一半便衣，特科趁机把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送入了调查科内部。龙潭三杰的传奇由此翻开第一页。 然而风险始终在旁窥伺。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落网后叛变。特科电台截获信号，却已来不及全部收网。鲍的身份被牵出，他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途中王雨瓢枪口误击车顶，才让鲍逃过一劫。可是狱中七年，几乎耗尽他的家底与体力。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他靠旧交斡旋获保外，可再没踏进情报圈半步。 解放后，鲍退居南京城西一条深巷，摆了张小茶案糊口。1951年1月，全国进入镇压反革命高潮，南京公安局张榜要求特务自行登记。60岁的鲍拄着拐杖排队，“我是中统旧人”一句话，把他送进看守所。负责案件的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拿着厚厚档案却始终下不了笔——材料里既写着“高级特务”，也夹着几封旧信，落款都是“陈赓”。 如何求证？办法只有一个，请示当年的直接领导。那时陈赓在朝鲜前线指挥作战，函电需经北京、沈阳、平壤三地倒手。鞠华咬牙写信，托空军带往前线。两个多月后，回信终于到了：“鲍君甫自1927年即与我党合作，屡有裨益，可酌予从宽。”信尾的手写签名苍劲有力，也只两行数字般干练的字。 “老鲍，你的事我会证明。”这是陈赓在信里的一句附言，寥寥九个字，却像锤子落地。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宣判：鲍君甫管制一年，保留公民权利。量刑理由引用了当时的政策条款——“立功者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庭上无人鼓掌，气氛反倒更加沉甸甸；毕竟，双重身份容易让人无所适从。 刑满后，他没有官职，只在市政协档案室做临时校对，每月还能领到补助五十多元。1956年，陈赓转道南京看望，同行的还有多年不见的陈养山。三位老人并肩坐在旧木椅上，说起往事，更多是长叹。客厅里没照相机，只有冷茶。那天分别时，鲍悄悄把当年的联络暗号写在烟盒背面递给陈赓，说留个纪念。陈赓没说话，只是把纸条塞进军大衣内袋。 1969年，鲍君甫去世，享年76岁。相关部门按照老规矩料理后事，将残存的案卷与那封1951年的回信一并封存。情报人员的生平常带着雾气，远观时神秘，走近却满是裂痕。鲍的一生证明，潜身敌营的策略曾护住过无数同志，也暴露过无数险境；更提醒后人，历史功罪的评断需要耐心，需要档案里的每一页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