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新文化运动中的幽默教授，坚持主张废除汉字，用西文字母代替汉字真的可行吗？ 1916年深冬的上海新闸路，一台手摇印刷机轰隆作响，新创刊的《新青年》在白炽灯下缓缓吐出墨香。纸张还温热，钱玄同弯腰捡起第一页，皱着眉给排字工人指出一个直角引号的方向，“别把脚和头摆反了”，他笑着提醒。那一年，《新青年》勉强发行两千册，常砸在手里。为了让读者买账，编辑部急需“新鲜劲”，于是大家商量：不如先让自己人演场热闹好戏。 追溯这位主意人的来路，要把时间拨回到1904年。17岁的浙江少年钱玄同，在家里对着镜子“咔嚓”一剪，辫子应声落地。邻里惊呼，他却只说一句，“世道已坏，头发算什么。”三年前他刚刚读完《革命军》，又得读到恩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才知道学问可以拿来拆旧世界。此后，东渡东京，结识章太炎、崔适，旁听古文，又与留学生一道热议“今文学”出路，年轻的心彻底转向反传统的急先锋。 回到北京，正遇1915年《新青年》开张，陈独秀、胡适各出奇谋，钱玄同却最懂“造势”。1918年，他盯上在神学院图书馆埋头抄碑的鲁迅，多次催稿不果，干脆堵在宿舍门口，请出来喝茶。席间一句反问——“都在昏睡的屋子里，你总得先敲窗吧？”——让鲁迅闷声不响地回去提笔，《狂人日记》当月见刊。杂志销量蹿了一大截，这招管用。 同年，钱玄同又与刘半农合演“王敬轩”双簧。前者化名在杂志上痛骂白话文“涂鸦”，后者随即回击，篇篇尖锐泼辣，引得老派文人林纾拍案回战。社会话题就这样被炒热，《新青年》印数升至七八千册，在北大校园外的报亭也时常售罄。有人说这不过哗众取宠，然而效果实在显著，新文学一下子闯进了市井茶楼。 1919年春，北京大学一次语言改革讨论会上，钱玄同摊开精心绘制的“方块字进化图”，声称“形声字终究要让位给纯表音体系”。他的提议包括左横右竖的西式标点、阿拉伯数字通用、注音符号配合简体草案。听众中有人皱眉，也有人暗暗记笔记。黎锦熙私下感慨，“观念激烈，可方法务实”，隔年国语统一会果然采纳了部分符号方案。 钱玄同讲课从不照本宣科。张中行记得，先生指着黑板画出“鱼”与“余”读音，对台下学生说，“嘴一张一阖，音就活了，别学木头。”全班哄笑，却没人敢分神。那股子尖锐与俏皮混杂的劲儿，在五楼教室留下不少段子。遗憾的是，1927年他弄出“四十岁应当为理想自尽”的惊人话头，请朋友提前撰写祭文。鲁迅回信，只淡淡写了七个字：“好胆量，且请自便。”两人自此渐行渐远。 1938年底，北平空气愈发紧张。李大钊的孩子们准备赴延安求学，路费筹不齐。钱玄同跑了多处旧交，终于凑出三百元，说得轻描淡写：“荒年里，先把苗子护出去。”连日奔波，他的高血压陡然恶化。1939年1月17日，凌晨一点半，北京德国医院灯未熄，他停止了呼吸，年仅52岁。 此后数十年，横排标点、阿拉伯数字、简化字陆续写进教科书，注音符号也在幼儿园声声朗读中沿用。争议散去，稿纸上仍清晰留着当年那个倔犟教授的注释和圈点，他的锋芒与急躁固然两面并存，却像推滚石上山般留下轨迹，无声提醒后人：语言不是高阁古董，而是时代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