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少尉排长林孝祥正在长江中布雷，深夜江水发光，他正防备日伪军出现，突然左臂被咬了一口，感到钻心般疼痛。 有一次深夜，少尉排长林孝祥带着兄弟们又一次潜入江中执行任务。当晚的江水泛着一种诡异的微光，能见度极差。林孝祥整个人泡在水里，神经紧绷到了极点，双眼死死盯着江面，随时防备着日伪军的巡逻艇突然杀出来。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当口，他突然感觉左臂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 根本看不清咬他的是什么形状的东西，只觉得左边胳膊就像被烧红的铁钳死死夹住，剧痛顺着骨髓直往脑门上窜。 但林孝祥硬是把那声惨叫给咽回了肚子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牙龈都渗出了血腥味，他愣是连大气都没敢多喘一口。为什么？因为在那种极端环境下，任何微小的声音都可能招来日伪军的疯狂扫射。暴露位置不仅意味着自己要没命，更意味着整个小队全军覆没，手里的布雷任务也会彻底失败。 他猛然抽回失去知觉的左臂，只用剩下的右手，死死托着那颗沉甸甸的水雷，继续在冰冷刺骨的江水里缓慢移动，直到把最后一颗水雷安放到预定位置。 等天亮回到临时驻地，卫生员剪开他的衣袖时，连见惯了伤员的卫生员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那道伤口从手肘一直蔓延到手腕，皮肉外翻，深可见骨，惨不忍睹。当时前线的医疗条件极差，根本没有像样的抗毒血清和麻药，只能拿土烧酒直接浇在伤口上清洗消毒。烈酒咬肉的痛苦绝对不亚于被蛇咬，但林孝祥靠在墙上，除了额头上滚落的大颗汗珠，全程一声不吭。清洗完伤口，他甚至拒绝了休息的命令，因为任务还没结束。 这种对痛苦的极致忍耐，绝非怯懦，恰恰是一种更庞大的勇气。在国家存亡的关头，这些年轻的士兵主动剥离了个人的恐惧，选择成为那场无声战役里最坚固的一环。就在他被咬伤的那天傍晚，下游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巨响。瞭望哨传回捷报，一艘日军运输船触雷爆炸，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其实，相比于毒蛇，大自然带来的另一种折磨更为持久，那就是极寒。 江南的秋冬季节，江水冰冷刺骨。任务一旦下达，不管是不是寒冬腊月，不管天上是不是飘着大雪，布雷兵们都得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有时候为了布置一个雷区，他们大半个晚上都要泡在水下。林孝祥曾回忆说，好多兄弟在水里泡得失去了知觉，被岸上的战友硬生生拉上来的时候，人已经完全冻僵昏迷了。只要没直接冻死，缓过劲来下次接着下水。长时间的冰水浸泡，给这些军人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到了晚年，林老全身关节剧痛无比，连路都走不了，天天都要靠挂吊瓶来缓解痛苦。 你以为这就是全部的危险了吗？远不止于此。 布雷部队行踪隐秘，最怕的其实是“内鬼”。当时日军为了防范水雷，花重金收买汉奸和伪军在江边四处暗访。林孝祥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湖北地界，咱们的一个二三十人的布雷小分队不幸被汉奸发现了行踪。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日军直接派出了飞机轰炸，外加马队和伪军在岸上团团包围。那几十个连防身武器都没带的布雷兵兄弟，就这么被活活打死在江边，全军覆没。被日军抓到的水兵，下场通常极其凄惨，往往面临着直接被砍头的暴行。 但即便环境如此凶险，这支如同幽灵般的水下部队，依然交出了一份足以彪炳史册的答卷。据不完全的最新史料统计，仅仅在1937年到1941年5月这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在长江中下游这片水域，中国海军通过水雷战，奇迹般地击沉了日军各类舰船高达399艘。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它极大地遏制了日军利用长江水道快速西进的企图，彻底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为大后方陪都重庆的安全，打下了极为坚实的防御基础。 1945年，漫长而残酷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 老百姓在街头敲锣打鼓放鞭炮，林孝祥则跟着部队去上海，负责接收一艘名叫“晋安号”的日军运输舰。看着昔日张狂的日本兵此刻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林孝祥的心里可谓五味杂陈。他回过头去寻找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却发现原本二三十人的一个布雷队，熬到抗战胜利的，竟然只剩下寥寥四五个人。江水带走了太多的青春，连一块墓碑都没留下。 抗战胜利后，林孝祥随队移师西沙群岛海域，在荒凉的岛屿上驻守了一年半，继续抵御可能的外敌入侵。后来，他又被调到了正规军舰“信阳号”上。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这个在抗日战场上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对付外敌毫不手软的热血男儿，心底里生出了十二分的厌战情绪。打日本人，那是保家卫国，死得其所；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算怎么回事？1946年，林孝祥借着回福建福州老家探亲的机会，毅然决定脱下那身军装，彻底离开了部队。他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拒绝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也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清白而充满骨气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