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那一幕，像极了命运开的一个玩笑。他脸上没有恐惧，倒是有种"总算到了"的踏实。在这个他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城市，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只是不自觉地想起了离开内蒙古前，蒙古族朋友偷偷塞给他一个用油布包着的羊腿，用生硬的汉语说："往北走，去苏联。"他不知道的是，他已经身在南方，香港的水蒸气漫过鞋面，似乎预示着一切都不一样了。 1957年，倪匡被调到内蒙古垦荒。在内蒙那片苦寒之地上，为了熬过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他率性而为地拆了部队的木桥生火，从此背上了一个天大的"黑锅"。屋漏偏逢连夜雨，紧接着他又因胆大包天伪造各种公章证件被人揭发，被列入了要被审判的"黑名单"。一个深夜，蒙古族朋友把一匹马偷出来，指着北方说"快跑"。谁知在那个紧张慌乱的黑夜里，脑子一片空白的他，居然跌跌撞撞爬上南下的火车。 上了火车被拉往南方时，他才知道自己上了另一条道。一路磕磕碰碰到了广州，手里握着那份伪造的介绍信瑟瑟发抖。他整日东躲西藏，一边在大排档解决饭食，一边暗自下定决心："不能在这里等死。"脑子里的鬼主意又冒出来，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广告，他循着地址摸了过去，竟真的找到了"蛇头"。掏尽身上仅剩的450块钱，换来一个夜里的渔港上船机会。 当小舢板把他带到澳门时，他愣住了，然后又被劝上了下一程的船。船舱潮湿暗无天日，同船的偷渡客个个神色惊惶，倪匡反而安稳地睡着了。在海浪声中做一个故乡的梦，梦见小时候在上海那条弄堂里疯跑，梦见父亲严肃的脸。一觉醒来，船已到了九龙码头的靠泊处。他深吸一口气，迈着沉重的步子踏上了石阶。 初到香港的日子苦得不堪回首。他学一句广东话都要磕磕巴巴，身上的钱没几天就见了底。住的地方是个鸽子笼，潮湿闷热，和老乡蜷在木板隔间里，夏天闷得像在蒸桑拿。在染厂当杂工的时候，工友午间休息就凑一块儿看报上连载的通俗小说，有人趴着边看边骂"什么破玩意，写得还不如我隔壁老王呢"。倪匡凑过去瞄了一眼，忽然觉得自己的笔也能划出这片天。 工友笑话他不自量力，他没当回事。下班后自己买了一沓稿纸，窝在板间吭哧吭哧写。他盯着纸上了劲儿，写稿把糊口当先，一开始只是求刊出、挣几块。谁曾想稿子很快被《真报》录用，从工友混到了助理编辑，又从记者做到了专栏作家。他仿佛握住了那把通往名利场的钥匙。笔下写着政论、杂文、武侠、科幻，比谁都快，几小时洋洋洒洒就写完一整章。他还捡起了小时候读书破万卷的底子，信手拈来的中西典故和科学幻象，硬是让他笔下那些天马行空的故事看起来竟像真的。借金庸的《明报》这个平台，他的卫斯理系列从1962年起连载了41年，令他成了华语科幻小说界的鼻祖。 他这辈子从没在任何地方站稳过，唯独在文字江湖，留下一片名声。他还在印染厂打工时就有人说他是"从内地逃过来的犯人"，他咧嘴一笑，拿自己的经历当调料随口说两句，一点不在乎把自己见不得光的底子暴露给全香港。代金庸写《天龙八部》，因为不喜欢阿紫，直接把她写瞎了，被全世界的书迷骂了几十年。他笑着说"我只是看那个人物太讨厌了"。替张彻写剧本，一个星期弄出《独臂刀》，开创新派武侠片先河。 蔡澜说他是"汉字写最多的人"。金庸说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人"。古龙喝酒喝到醉，拍着倪匡的肩膀说"你是我认识的最有趣的人"。黄霑和他、蔡澜三人，一起主持了一档轰轰烈烈的成人清谈节目。 在文坛名声越来越大，可他的内心里，始终还是那个从内蒙古骑着没有马鞍的瘦马、一路拼命南逃、曾在雪夜里做出那些匪夷所思的荒唐事的年轻人。在深夜被噩梦惊醒，一摸额头全是冷汗——还是会梦到那个大雪夜，梦到逃难途中在大雪地里拆完桥后，灰烬散落，连最后的回头都看不清。 他的豁达是人尽皆知的。别人问他"你最大的特长是什么"，他笑嘻嘻答："我写作不用重读，写完就交。"别人问他还记不记得金庸、古龙、黄霑，他说记得，然后摸出烟静静抽完一根。七十岁那年他立下遗嘱：身后事从简，骨灰撒在海里，随他最后飘去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他的老友谈他，只说一句"这人洒脱得不像话"。生在烂泥里，死在云层上。做过的荒唐事从不掩饰，后半生也一样坦坦荡荡。他从不浪费时间去后悔，也从不捏造什么高尚的"初衷"。他把自己的底子写进小说里，变成卫斯理的奇思妙想，变成原振侠、高达、穆秀珍的冒险旅程，把自己的阴暗面捅给全世界看。 他从当初那个被钉在黑名单上的逃犯，成了被无数读者仰望的香港文学顶梁柱之一。从泥沼爬上来的人，最知道什么叫放手。他回头望望，一字一句都是在向那个雪夜的瘦马告别：先与自己和解，再与这个世界和解。 ——命运给了他一耳光，他把耳光打成了一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