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有这么一桩稀罕事——一个总督、一个巡抚，两个封疆大吏，齐刷刷掏出腰包，合伙给手下一个八品小主簿捐了个五品知州。这两个人疯了？还是瞧出了什么别人没看见的东西？这个被"买"出来的官，后来一路做到了兵部尚书，死后皇帝赐谥，整个大清道光年间，人们还在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乾隆年间，大清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尾声，国库充盈，天下太平，但官场里有一套人尽皆知的潜规则。 你想往上爬，有三条路：要么你是进士出身，天子亲口点名的人；要么你后台够硬，有人愿意替你保举；要么你有钱，去吏部按规矩捐个头衔。这叫"捐纳"，是大清公开合法的买官制度。 一个五品知州，当时要花多少银子？少则五六千两，多则上万。 这笔钱对一个八品主簿来说，是什么概念？主簿，说白了就是衙门里管账、管档案、管文书的文员，正式俸银一年不到三十两。就算加上各种"陋规"进项，省吃俭用攒一辈子，也摸不着那个门槛的边。 所以当这两位封疆大吏说要"合伙出钱，替他捐个知州"的时候，消息一传出去，同僚们都觉得：这俩人，是不是被什么迷了心窍？ 此公是什么来路，为什么值得两位二品大员如此破例？ 乾隆中叶某年，总督府里来了一桩急事。一场地方军务调度，牵扯到省内十几个州县的钱粮往来，文书几十捆，账目错乱，前后对不上，幕僚们翻了三天三夜没人理清楚。 就在这时候，此公捧着账册走进来，一句废话都没说，拿起笔，开始一条一条比对。 旁人盯着他看——有人等着看他出丑，有人纯粹看热闹。 两个时辰不到，他抬起头，把理清的账目推到总督面前，然后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大人，从乾隆某年起，这个项目里有一处旧漏洞，每年约有数百两银子去向不明，历任都没人提，我整理的时候发现了，顺手列出来了。" 屋子里静了很久。 总督把账目从头看到尾，没有出错，没有遗漏，那个"旧漏洞"的来龙去脉，也核对无误。他把账本合上，对身边的人说了句话："叫他出去等着。" 当晚，总督秘密约见了巡抚。 谈了多久没人知道，但两个人谈完之后，一件在大清官场前所未见的事情发生了：两位封疆大吏决定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一个无名小主簿买条出路。 钱凑齐了，折子递上去了，程序走完了，此公正式以"捐纳"方式升任五品知州，赴任地方。 出发那天，有人在背后议论：就这？靠人施舍上去的，以后还不是白搭。 但让那些看热闹的人没想到的是，他到任第一件事，不是摆宴应酬，不是拜会上下，而是一头扎进了本地积压七年的陈案里。 那是一桩水利纠纷，几个乡之间争水争地，闹了七年没断，三任知州都绕着走，谁碰谁烫手。此公接手，亲自去实地勘察，带着师爷跑了三十多个村子，用了三个月，把案子从头梳理，按律作出裁定，双方服判。 消息传出去，当地百姓松了口气。 接下来，他又两度上疏，为辖区百姓争减赋税，数字精确到每亩每钱，连用款的缘由都写得清清楚楚，把巡抚衙门的官员驳得无话可说。 乾隆朝的大计考核，他拿了"卓异"——这是地方官员的最高评级，全省一共没几个。 吏部看见了，皇帝听说了。 此后，升迁的速度快得叫同僚们眼花缭乱。道台、按察使、布政使，没多少年，他进了京城，补授兵部尚书。 那两位当初赌他的封疆大吏，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据说只说了一句话："不亏。" 他在任兵部尚书的那些年，京城里流传一个说法——有事找兵部，走他的门，你必须拿出真材实料，耍花架子根本没用，拎礼品去的，原封带回来。 不是他不懂人情，恰恰相反，他比谁都懂。 正因为懂，他才知道，一旦开了那个口子，以后你就再也关不上了。 嘉庆年间，此公在任上去世，皇帝下诏赐谥，入祀贤良祠。 消息传到地方，当年他断案的那个州，百姓自发立了小祠。 然后，世道慢慢变了。 道光年间，吏治松弛，捐纳泛滥，有钱的人随时可以买官，但没有人再注意他们是否真的能干。更没有哪个总督、哪个巡抚，会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吏，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银子，说一声"这人值得"。 有人说，那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老辈人摇摇头：时代哪里不同了，不同的是人心。 乾隆盛世的成色，不只在于打了多少仗，修了多少园子，攒了多少银子。 它真正的成色，在于那时候还有人敢赌一个无名之辈。两个二品大员，不为交情，不为回报，只是看见了一个人身上那点真货色，便慷慨解囊，送他上路。 【主要信源】 《清史稿》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 《清代捐纳制度研究》，相关学术论述，清史研究期刊 《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中华书局，1980年 《清高宗实录》（乾隆朝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