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是性格炸裂的一生，也是朝着一个目标飞蛾扑火般毫无

吴可读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是性格炸裂的一生，也是朝着一个目标飞蛾扑火般毫无畏惧的一生。他用自己那条视死如归的性子，硬生生在晚清暮气沉沉的历史发黄的卷页上，刻下了三个响当当的大字——狠、直、憨。 陇上狂士：从“吴大嫖”到科举“钉子户” 公元1812年，吴可读出生在甘肃皋兰（今兰州），字柳堂。他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但中了举人之后，他的科举之路却完全卡了壳，会试屡考不中。 既然考不上，那就先就业。他以举人身份跑到伏羌（今甘肃甘谷）当了个训导（管教育的副官），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备考。 这个时期的吴可读，全然没有一点未来名臣的稳重样子，行为放浪形骸，甚至长期流连于陕西巷的妓院之中，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叫“吴大嫖”。当时京城有副戏谑的对联广为流传：“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说的是他床头金尽被赶出妓院后，又灰溜溜地跑回九天庙借住用功读书。这副对联调侃的正是他科举多年不中的窘态。好在浪子回头金不换，靠着这股发愤读书的狠劲，道光三十年（1850年），整整蹉跎半生后，年近四十的吴可读终于考中了进士。 炮轰贪官：恶狠狠怼上小皇帝 进士及第后，吴可读进了刑部。他为人刚直，眼里揉不得沙子，同治年间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官虽不大，但他终于站上了那个可以“说话”的舞台。 第一个撞上他枪口的，是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成禄这家伙在新疆，不仅滥杀无辜、把老百姓诬蔑为逆贼，还谎报军功。左宗棠早已弹劾过他，但事态一度被压制下来。吴可读接到家乡人字字血泪的举报后怒发冲冠，当下上了一道极其猛烈的奏折，慷慨激昂地列出成禄“十可斩、五不可缓”的死罪。 这下捅了马蜂窝。成禄背后有后台，连年仅几岁的同治皇帝也在偏袒。小皇帝看了吴可读那杀气腾腾、非要杀成禄不可的折子，竟然又哭又叫，声称“吴可读欺负我”。皇帝一发怒，朝廷便要将吴可读治罪。可这位刚直的御史毫不畏惧，再次上疏，在折子里写下了一句流传后世、刚烈至极的话： “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 意思很直白了：您不杀成禄对不起甘肃百姓，杀了我吴可读也没关系，可以去向成禄谢罪！这种“拿命对赌”的憨劲儿把小皇帝气得要死，非要杀他。三法司定罪时，其他堂官碍于皇帝的意思都签了字，只有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坚持不肯下笔——正是这位同僚的持正不阿，硬是把吴可读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最终，吴可读死罪虽免，仍被罢了官。 孤注一掷：在三义庙以尸撼天 丢了官，吴可读本可以回乡教书、买几亩地安度晚年。可这种安逸生活，偏偏就不是他的宿命。 同治皇帝英年早逝，年仅19岁，没有留下子嗣。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把自己的亲外甥（醇亲王的儿子）载湉抱进宫当了皇帝，这就是光绪帝——兄终弟及，实际自己继续垂帘听政。但这样一来，死去的同治皇帝这一脉就断了香火、也没了嗣子。朝廷虽然曾下过一纸空文，说将来光绪帝生了儿子后就过继给同治，但没有明确承诺大统必然归之于接班者，这让吴可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满心担忧这个帝国将来会再次陷入残酷的储位纷争。 光绪五年（1879年），同治皇帝奉安惠陵。这时的吴可读刚被重新起用当了个小小的吏部主事，他借着这次陵寝大葬的机会，坚决请求随同前往公务。大典礼毕，回程队伍走到蓟州（今天津蓟州区），他没有跟随大部队回京，而是在一个名叫“三义庙”的破败废寺中停了下来。那是一个寂静的夜晚，他先在寂静中整理好官服、写下贯穿血泪的遗折遗书，把身上仅存的四十多两银子放于枕下留给家人，嘱咐儿子速速出京，随即在白缯之上自缢。绳子断了，未死，他又从容取过毒药仰药身亡——以这样一种令人为之扼腕的惨烈方式，在帝国暮色的荒野中演绎了传统中国“死谏”的最高境界。 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藏在怀中、字字泣血的《请预定大统之归疏》。他在遗书中痛心：“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他以自己的死，恳求慈禧太后下一道明旨，必须确保将来光绪帝的皇子立为同治皇帝的嗣子，让大统与香火延续至同治一脉。 身后余波：孤忠可悯，青史回响 一个五品小官用性命发动的“尸谏”，在朝廷上下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清流士大夫们纷纷出面，为他设祭招魂、作挽联以悼念这位直臣。慈禧太后起初勃然大怒，但看着这个为了几十年后一件看不见的事不惜赴死、将同僚之情与天下公义看得比天还重的“傻子”，她也无法无动于衷，最终只能降下谕旨，以“孤忠可悯”四个字作为盖棺定论，并下令按照五品官例给予抚恤。大臣们随后经过廷议和反复斟酌，也最终明确下来：将来即便是光绪帝有了皇子，继承大统的这位，也必须被当作同治帝的嗣子来对待。 吴可读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破碎的帝国看似微不足道的法统尊严，打了一个永久牢固的补丁。后人将他的诗文奏章编入《携雪堂全集》，并于北京和兰州的东南郊分别建起吴公祠，永远怀念这位骨鲠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