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那些关于过年的老照片，如今看起来简单朴实，却再也体会不到当年的浓浓年味了 1978年腊月初八清晨，北风像刀子，供销社门前却挤满了掂着肉票、粮票的男女老少。一位大爷半开玩笑地说：“先抢到肥肉，晚上的腊八粥才叫香。”一句话，引得队伍里哄笑，冻得通红的手心却攥得更紧。那一刻，年味儿从神坛走下街头，落在每个布兜里。 计划经济年代，票证是一把钥匙。布票换来粗布新衫，粮票才能把大米背回家，若想餐桌上有一尾鲤鱼，还得提前攒下“副食本”里的那一格。可正因有了配给，邻里间的互助成了默契：谁家缺糖，谁家少盐，只要开口，院子里总有人递过来一撮。那股子“咱是一条船上人”的劲儿，把预热春节的柴火越烧越旺。 熬过年前最冷的几天，腊月二十三祭灶。厨房里摆满糖瓜、花生、红枣，灶王爷像个老熟人，要被甜言蜜语“粘”住嘴巴。孩子们围着锅台转，生怕错过第一块桂花糖。母亲却在一旁当“秩序员”，用竹勺轻轻叩灶门，嘴里默念保佑来年添粮多收。 腊月二十六，天还蒙蒙亮，屠户的刀声就伴着鸡鸣敲开了冬天的沉默。一只黑白花猪被推上木凳，铁盆里盛满猩红的热血，等会儿要配韭菜做血豆腐。二十七再杀鸡，锅底留着泡椒老汤，煮出的鸡块带着香辣味儿。孩子们早就蹲在一旁，数着鸡爪子能分到几只。 新被褥晾在院子里，棉絮拍得蓬松洁白。小除夕一到，各家同时忙活：写对联的老李头在树墩上摊开毛边纸，浓墨滚动；大嫂把废旧作业本剪成窗花，浆糊一抹，红纸在玻璃窗上绽开；木匠师傅用刨花点燃火盆，替大伙修门合页。人人出力，家家见喜。 浆糊是用面粉炒成糊状，光滑又耐寒。贴春联时，小辫丫头端着砚，哥哥爬上凳子高举横批，下面亲戚递纸递刷，忙得不亦乐乎。那一抹朱砂红把旧年的斑驳掩住，也把对来年的希望一点点描上墙。 蒸笼此刻接过接力棒。和面、发酵、捏造型，全靠手感。胖乎乎的花馍排成一圈，中间立着一只“鲤鱼跃龙门”，寓意新年更上层楼。与此同时，邻居把自己家灌好的猪肠子端来，与旁家换取几捆粉条，味道混杂，却和气生香。 等到除夕午后，煤炉上两口大铁锅齐冒白汽，一边炖肉，一边煮饺子。屋外零下十几度，屋内因柴火而热气蒸人。远在外地工作的表哥脱下黄呢子大衣，提着两个大网兜回到巷口，他胳膊一挥：“带了半斤糖回来了！”小侄子们立刻围上去，眼里放光。 夜幕低垂，电灯偶尔闪烁，于是干脆全家围着煤油灯吃团年饭。鸡必上桌，取其“吉”，鱼一定剩半条，图个“年年有余”，还有那盘红彤彤的粉蒸肉，蒸汽里飘着烧酒味。窗外“啪啪啪”试炮声此起彼伏，饭桌边却无人离席，非得老父亲举杯说声“开动”，大家才动筷。 子时将近，长串鞭炮挂上竹杆，点火瞬间火花四溅，烟硝混着冬夜的雾气，街巷亮如白昼。最兴奋的是孩童，手里攥着自制纸枪，塞进一颗擦炮，“嗤啦”一声就窜出火星。母亲急得扯嗓子：“别对着窗户炸！”却也掩不住嘴角笑意。 破晓前后，院门次第被敲响。“给您拜年！”伴着童音，红纸包里滑出几角硬币，叮当作响。那是孩子们一年的“创收”，攒够了就去供销社挑玻璃弹珠或毛线手套。长辈们递糖、递花生、递万年青，顺手压在兜里的不只是零钱，还有长久的祝福。 到了午后，大伙换上棉袄出门赶庙会。雪地吱呀作响，临时搭起的彩棚下，吹糖人的、捏面人的、说书的，围得水泄不通。狮子鼓咚咚响，青壮年踩着高跷掀起阵阵喝彩；不远处还有插着旌旗的社火队，锣鼓一落，尘土飞扬。庙会既是祈福，也像一场大型“相亲会”，让分散一年的情分重新结网。 傍晚归家，衣袖沾着糖丝，棉鞋底粘满麦糠，大人却顾不上拍打，先摸口袋里剩下的票证，算计来年米面油的配额。年节短暂，日子还要继续，可春联上的墨香、屋檐下悬着的红灯笼、邻家递来的最后一块腊肉，都在提示：在那个物资紧张的年代，人们用彼此的肩膀，把春节这座桥修得宽阔而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