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在旧时代的深宅大院里，最冷的地方未必是柴房，也可能是那些看似锦衣玉食的内宅。小妾住进富贵人家，表面上比丫鬟体面一点，可她们的命运往往握在别人手里。 被纳进门，被安排伺候，被要求生子，甚至有时候还会被当成礼物转给别人，这不是一句传闻能轻轻带过的事。很多人一提小妾，就会想到“男人三妻四妾”“大户人家香火兴旺”。 小妾从进门那一刻起，身份就已经被压低了。正妻是明媒正娶，背后有娘家、礼法和宗族认可；小妾大多是买来的、赎来的、收房来的，也可能是歌姬、婢女转成的。 她们不是家里的女主人，只是被允许留在男主人身边的人。唐代《唐律疏议》对妻妾身份分得很清楚，妻不能随便降为妾，妾也不能随便扶成妻。 这样的规定表面看是维护家中名分，实际也说明了一件事：妾和妻之间隔着很深的身份沟壑。妾可以被买卖，这就让她们一开始很难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 所以，小妾在家里不是“半个妻子”。她可能有自己的屋子，有比丫鬟稍好的吃穿，也可能得到男主人的宠爱，可这些都不是稳定的权利。 今天受宠，明天冷落；今天被唤去陪酒，明天被罚跪挨骂，都是主家一句话的事。她们不能像正妻那样理直气壮地管家，更不能替自己的人生作主。 更让人难受的是，妾生了孩子也未必能改变处境。若生下儿子，母凭子贵的机会是有的，日子可能好过一些。 可礼法上，孩子要归入父家秩序，正妻才是名义上的母亲。妾见到自己生的孩子，很多时候只能被称作姨娘。 一个女人冒着风险生子，却不一定能得到完整的母亲身份，这种痛苦外人很难体会。文人圈子里也有类似风气。 唐宋以来，诗文中常见歌姬、家妓、姬人的身影。她们会唱曲，会跳舞，会陪宴，有的人还留下了名字，可多数人只是在男人的诗酒唱和里一闪而过。 她们被欣赏的是才艺和容貌，至于她们想不想离开、愿不愿跟随另一个人，文字里往往很少关心。有些人把这种事说得风雅，好像送一个会唱曲的女子，是士大夫之间的雅事。 可换个角度看，这哪里风雅？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当作宴席后的赠品，被当成人情往来的筹码。 男人得了面子，朋友得了美人，只有被送走的女子要重新面对陌生的门庭、陌生的主人，还有不可预料的后半生。到了清末民国，旧式纳妾仍未完全消失。 一些军阀、商绅、地方豪强家里，妻妾成群并不少见。民国法律和新式观念已经开始冲击旧习，但社会现实变化没有那么快。 尤其在权势人物那里，小妾被当作私产处置的旧观念仍然存在。有人为了攀关系、换利益，把身边女子送出门，这种事在地方传闻和近代笔记中都能看到影子。 小妾之所以能被“送”，不是因为她们天生命苦，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和习俗没有把她们当成完整的人。她们的身份低，经济上依附主家，名分上低于正妻，法律和礼俗又给了男主人更大的控制空间。 一个人失去了拒绝权，所谓交换就不再是双方选择，而是单方面处置。穷人家为什么很多不愿意把女儿送去做妾，也和这个有关。 做正妻再穷，名分上也是一家媳妇；做妾即便吃穿好一点，也可能一辈子抬不起头。左邻右舍会指指点点，娘家也未必有脸面。 更现实的是，一旦被主家厌弃，回不了娘家，留不住孩子，也难有安稳归宿。当然，也不能把所有妾室的结局都写成同一种悲惨。 但这些都属于命运较好的人。她们的安稳不是制度保障来的，而是靠主人一时怜惜、儿子地位或偶然运气撑住的。 当一个社会默认人有高低贵贱，默认女人可以依附男人生存，默认弱者没有拒绝权，那么很多伤害就会被包装成“规矩”“风雅”“人情”。 她们不是诗里的点缀，也不是大户人家的摆设，更不是男人之间互相抬举的礼品。小妾制度留下的教训就在这里：一个人的尊严不能靠别人恩赐，婚姻也不能建立在支配和占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