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报道，安徽合肥一位211名校高材生许俊云，她卖掉婚房，放下所有体面，每天在百米绳索上拿命挣钱养家，可她拼命讨生活的路上，非但没人善待，反倒被住户恶意刁难。 更有人举着手机拍视频，当着她的面喊：“再不滚我就把你绳子剪了。” 许俊云没说话。她把脸别过去，咬紧牙关，继续擦玻璃。 她不是没有地方可去。十年前，她是211重点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进了世界500强外企，坐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朝九晚五，每月薪水过万，是亲戚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可如今，她穿着橘红色的反光背心，吊在百米高楼外墙，每天赚300块钱。 从白领到蜘蛛人，这条路她走了八年。 一切要从2018年说起。那年许俊云的儿子小宇两岁了，别的小孩早就满地跑，他却连头都抬不稳。两口子抱着孩子去医院，诊断结果像一记闷锤砸在脑袋上——痉挛型四肢瘫，重度脑瘫。 许俊云当场就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她不知道什么叫痉挛型四肢瘫，但她听得懂医生说的一句话：“康复需要长期治疗，费用很高。” 回家路上，她抱着儿子坐在出租车后座，窗外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晃过孩子的脸。小宇的眼睛亮亮的，嘴巴微微张开，想喊“妈妈”却发不出声音。许俊云低下头，把脸埋进孩子的脖颈里。 从那以后，这个家就再也没有安宁过。孩子每个月要上32节物理治疗课，16次作业疗法，加上矫形支具、神经调控疗程，光是固定支出就超过两万块钱。夫妻俩的工资加在一起，填进去都不够。 小宇三岁那年，丈夫扛不住了。留下一句话，人走了。 许俊云成了单亲妈妈。她没有时间崩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孩子做康复训练，然后赶到公司打卡上班。下班后又是一轮训练，等孩子睡了，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一坐就是半小时。 那套房子是她唯一的退路。婚房，一百多平米，和老公一人出一半首付买的，房贷还了好几年。小区门口就是地铁站，下楼走三分钟有个大超市，当初买的时候两口子觉得这辈子就住这儿了。可康复费用像一个无底洞，许俊云算来算去，没有第二个办法。 她说服自己：“房子没了可以再挣，可孩子的腿等不起”。 100万，房子卖了。钱打到卡上那天，许俊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她知道，这笔钱最多撑两年。如果两年内找不到更赚钱的路子，她连给孩子买药的资格都没有。 她辞掉了财务工作。这份工作她干了快十年，光工资条攒了厚厚一沓，每一张都摆在办公桌抽屉里舍不得扔。可现在必须走。那点薪水养不活小宇了。 入行那天，队长看了看她的简历，笑了：“211的大学生来干这个？”许俊云没笑。她系上安全绳，跟着师傅爬上楼顶，往下一看，腿立刻软了。 她有恐高症。从小就有。 第一次下去的时候，许俊云蹲在楼顶边缘，抓着护栏不肯松手。师傅喊她：“不敢就别干了，回去找个厂上班。”她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咬着牙把身体交给了绳子。 风很大，绳子在高空绞在一起，她被挂在半空中转了好几圈，怎么都回不去。那一刻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是掉下去了，小宇怎么办？这孩子就没有妈妈了。 后来她是怎么下来的，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说那天的衣服湿透了，从头到脚全是冷汗。 八年里，她哭过无数次，但都是下了班才哭。坐在回家的大巴车上，或者做完饭抽空洗把脸的时候，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下来了。可哭完第二天，绳子照系，楼照爬。因为卡上每个月要扣一万六的治疗费，一分都不能少。 日薪300，一个月干满29天能挣1.6万。只要天气允许，她一天都不舍得歇。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手指冻得开裂流血，她戴两层手套继续干。夏天烈日晒得铁架烫手，她往安全帽上浇一瓶矿泉水，凉快个十几分钟，然后接着擦。 记者问她怕不怕，她说：“我怕死，但我更怕儿子没妈妈。” 这些年最难熬的不是高空的恐惧，而是来自地面上的人的恶意。有一次在合肥一个高档小区作业，她被吊在十几层楼的外墙上，正专心擦玻璃，突然一股冰凉的水柱从头顶浇下来。顺着水管往上看，一个业主伸着脖子对她吼：“你别碰我家雨棚！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她解释说自己是专业干活的有保险，对方根本不听，反而骂得更难听。 还有一次更过分。她正悬在空中，楼上一个男人把头探出来，拿着手机对着她录像，嘴里嚷着：“你走不走？不走我剪你绳子了啊。”说完真的拿了把剪刀出来比划，完事后还录了视频发到网上。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母亲，她们不在乎体面不体面，不在乎危险不危险，她们只在乎一件事——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活下去。 许俊云的手机屏保是一张小宇努力抬腿的照片。她说每次吊在半空中，风吹得绳子晃来晃去时，她就看看那张照片。小宇在地面上一天一天地练习抬腿、翻身、爬行，她在高空中一寸一寸地擦玻璃。这是他们母子俩的约定：他在下面努力，我在上面拼命。 那根百米高空的绳子，一头拴着她的命，另一头拴着一个孩子站起来的机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