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被枪决以后，他的妻子胡红霞卖掉所有的资产赎回了尸体，却发现丈夫口袋中有个纸条，上面写着：“首先别和我妻子说，其次不要厚葬。” 一个马上就要赴死的人，为什么第一句话是“别和我妻子说”？ 早在几天前，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遇刺受伤被捕，随后被紧急引渡到北平军法分会。在狱中，他受尽了各种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他深知蒋介石早就将他视为眼中钉，自己这一次必死无疑。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妻子正为了营救他，在外面四处奔波、心力交瘁。 吉鸿昌太懂胡红霞了。他深知妻子对自己用情至深，极度害怕妻子在得知自己即将被行刑的准确消息后，承受不住这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做出随他而去的绝命傻事。 这是一种极致的保护欲。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把国家放在首位，舍生取义。唯独把内心深处仅存的那一丝柔软，全部留给了妻子。他宁愿独自咽下赴死的冰冷，也想尽力延缓妻子面对残酷现实的时间。 至于纸条上的那句“不要厚葬”，更是吉鸿昌一生高洁底色的最真实写照。 他在正式的遗书中，也曾专门叮嘱胡红霞：“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同时，他还严厉嘱托家里的几个弟弟，绝对不允许动用他早年为家乡贫苦孩子创办的“吕潭中山学校”的任何教育款项。 他连自己的身后事都坚决拒绝任何排场，恨不得把最后剩下的一分一厘都留下来，留给孩子们念书，留给家乡的后代成才。 要读懂这张带血的纸条，必须回看吉鸿昌波澜壮阔的前半生。这绝对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把民族尊严刻在骨血里的汉子。 吉鸿昌出身贫寒，18岁报名参军，靠着敢打敢拼的血性，从一名普通士兵一路升到了军长。1930年，蒋介石逼令他带兵去“围剿”红军。吉鸿昌骨子里极度反感“中国人打中国人”，坚决抵制这一命令，结果被直接褫夺了军权，强令出国“考察实业”。 到了美国，发生了一件深深刺痛他的事。他去当地邮局往国内寄衣物，傲慢的美国邮局职员竟然说“不知道中国在哪里”。旁边负责监视他的国民党特务赶紧凑上前劝道：“将军，您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马上就能受到礼遇了。” 吉鸿昌听完火冒三丈，一把揪住特务厉声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却认为当中国人无上光荣！” 回到旅馆，他立刻找人做了一块小木牌，上面用中英文端端正正地写着五个大字：“我是中国人！”从那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也不管出席什么高档宴会，他都把这块牌子高高地佩戴在胸前。 在那个人命如草芥、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吉鸿昌用最刚烈的手段，挺直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听闻东北沦陷，吉鸿昌心急如焚。他顶着重重阻力毅然归国，并于1932年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名旧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的彻底蜕变。 1933年，他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时的同盟军条件极其艰苦，连一门大炮都没有。双方装备实力相差悬殊，吉鸿昌便带头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补贴部队。就凭着这股视死如归的血性，他率领部队连克日伪军，一举收复了多伦。这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全国上下为之沸腾！ 随之而来的，是反动派更为疯狂的联合绞杀。退入天津租界后，吉鸿昌将自家豪宅改造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为了购置印刷设备出版《民族战旗》等抗日刊物，他不断缩减家中的开销。面对丈夫“毁家纾难”的举动，胡红霞毫无怨言。丈夫在前线抗日，她就在后方守家；丈夫在地下做秘密工作，她就挺身而出帮忙打掩护。 正是因为有着这般深厚的革命情谊与信任，吉鸿昌在遗书里才会无比笃定地对胡红霞写下：“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他明白，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内心有着同他一样不可摧折的坚韧。 历史的走向印证了吉鸿昌的判断。他牺牲后，胡红霞果然撑起了整个家。她强忍着丧夫之痛，遵照丈夫“不要厚葬”的遗愿，省吃俭用，含辛茹苦地将儿女抚养成人。 时光轮转，天地换了新颜。1949年，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当年那个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将军若泉下有知，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1953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胡红霞，这是对烈士一生的最高褒奖，也是对这位伟大妻子最好的慰藉。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曾在日后回忆，父亲虽然身材高大威猛，经常一身戎装英气逼人，但在家里却是个十足的慈父。他会耐心教导年幼的女儿发表演讲，教的第一句就是：“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