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自己只差了两个星期，就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他为何能说出这句话？ 1936年的深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冷风已经开始透着刺骨的寒意。当时，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走完了长征路，成功抵达陕北，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自此，红军三大主力军集结于西北地区，总兵力超过了7万余人。 在蒋介石的眼里，这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赐良机。他对剿共一向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得知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刚解决完两广事变的他连气都没喘一口，立马亲自飞到西安督战。他大手一挥，直接调集了30万大军和上百架战斗轰炸机，铁了心要在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把红军主力一口吃掉。 客观地讲，红军当时面临的局势确实惊险到了极点。陕甘宁边区地处大西北，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经济产出和工业底子薄得跟张纸一样。几万大军刚刚熬过长征的极限消耗，全军极度疲惫，手里拿的更是名副其实的小米加步枪。眼看着严冬将至，战士们连御寒的破棉袄都凑不齐。连彭老总想给部队凑过冬的物资，开口向中央要三十万大洋，最后实际能筹到的还不到三万大洋。 蒋介石正是死死拿准了这一点。他仗着自己拥有绝对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满心以为只要大军像铁桶般一围，天上飞机再一通狂轰滥炸，哪怕红军战士的作战意志再如钢铁般顽强，被彻底抹掉也只剩时间问题。这就是他那句“只差两个星期”的全部底气来源。 但他唯独忽略了一个最致命的事实：他面对的这支队伍，压根就没打算在原地被动挨打。 面对30万重兵压境，固然敌强我弱，但这套凶险的戏码，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事实上，红军早就开始主动出击寻找出路了。比如那场极具战略眼光的红军东征，大军直接挺进山西，不仅打垮了阎锡山三十多个团，还捞到了一大批急需的重武器，顺带招募了几千名热血青年。 1936年底，毛主席和党中央甚至连“新长征”的预案都做好了。毛主席在规划路线时定下了极其实用的标准：有群众，有缝隙。如果陕北真的呆不下去，红军随时准备南下河南、湖北，或者北上挺进晋西北。蒋介石以为能把大军困死在黄土坡上，简直是天大的战略误判。 更何况，蒋介石手里的时间余额早就见底了。他以为自己还能安心打内战，可他面临的最大、最恐怖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刺刀已经快抵到他的咽喉了。日本吞并东北三省后，对华北五省虎视眈眈，日寇这种鲸吞蚕食中国的野心根本无法掩饰。就算没有西安事变，到了1937年的夏天，卢沟桥的枪声依然会准时响起。到时候大半个中国陷入战火，蒋介石连自己的统治大本营都保不住，他哪来的精力和本钱继续调集重兵去大西北围剿红军？国内国际的局势早就注定了，他那句消灭红军的狂言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痴人说梦。 因此，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对红军而言起到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加速器”的作用。张学良和杨虎城挺身而出，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六项主张。这使得国共第二次合作提前到来，给红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倘若真的没有这场事变，红军的处境的确会更加凶险，突围时大概率会遭遇严重伤亡。但在毛主席的卓越指挥下，这支久经考验的队伍完全有实力在运动战中不断壮大，照样能挺立在抗日的最前线。 由于在西安被扣押了半个月，蒋介石面子里子丢了个干干净净。这份奇耻大辱让他记恨了一辈子。这种刻骨的怨毒，直到他行将就木之时依然浓烈得化不开。时间来到1975年4月5日，88岁的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就在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子蒋经国的手，极其严肃地交代了四个字——“不可放虎”。 这只让他在病榻上依然心有悸悸的“虎”，正是被他软禁了长达38年之久的张学良。 听到这句遗言，一旁的宋美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她和张学良交情颇深，当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她曾亲赴险地斡旋，满心以为丈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该放下旧怨，给当年护送他回南京的结义兄弟一条生路。可事实证明，权力的冷酷毫无温度。蒋介石至死都不肯松口，防的难道仅仅是张学良这个人吗？当然不是。他真正恐惧的是张学良身上残留的巨大政治号召力。败退台湾后，岛内依然盘踞着大量东北籍军官，张学良一旦重获自由，必然会引发难以预料的政治动荡。他更害怕这只“虎”重回大陆，那对蒋家政权残存的法统无异于一记毁灭性的重击。 蒋介石离世四天后，张学良被特批前往吊唁。站在灵前，回首半个世纪的沧桑，张学良留下了一副极其沉重的16字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直到1990年，熬走了蒋家父子两代人，89岁的张学良才终于恢复了真正的人身自由。他把一生中最宝贵的54年光阴，全部留在了幽暗的软禁岁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