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向美国跪，可以向欧洲跪，就连澳大利亚也可以跪，但就是向中国等亚洲国家连正式为二战罪行道歉，承认战争罪行都做不到。为什么高市在澳大利亚面前可以显得如此低微和屈服！？网友说：二战时，我们是战胜国，善良的中国人善待了残暴的“小日本”。与人为善反而被小日本瞧不起，值得我们重新深思！ 日前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双膝跪地献花，这个画面之所以刺眼，不是因为悼念死者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它把日本政坛长期存在的“双重态度”照得很清楚：面对西方受害国，可以把礼数做得很足；面对中国等亚洲受害国，却总是在“道歉”“反省”“历史责任”这些问题上含糊其词。 根据公开信息，当地时间2026年5月4日，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前往堪培拉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无名战士墓前下跪献花。澳大利亚在二战中也确实遭受过日军攻击，1942年达尔文遭日军空袭，澳军战俘也曾在太平洋战场遭到残酷对待。 因此，悼念澳方战争死难者，本身属于外交礼仪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但很多中国人真正不舒服的地方在于：日本政客能在澳大利亚的墓碑前把姿态放得这么低，为什么面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面对中国抗战中牺牲的千千万万普通百姓，却很少拿出同样清楚、同样郑重、同样没有附加条件的态度？ 这个疑问不是凭空来的，就在2026年4月21日，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4月22日，又有日本政界人士参拜或供奉祭祀费，中国外交部连续回应，指出靖国神社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象征。 也就是说，时间线很近。4月下旬刚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引发亚洲受害国家不满，5月初又在澳大利亚纪念馆下跪献花。 前后不到半个月，两个动作摆在一起看，外界自然会问：这是反省战争，还是选择性反省？这是面对历史，还是在不同对象面前使用不同外交姿态？ 高市这次访澳，还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高市会谈后，双方宣布加强能源、国防和关键矿产合作。 路透社和美联社都提到，澳大利亚是日本重要能源来源国，双方还围绕液化天然气、关键矿产供应链、防务合作等问题推进新安排。这就能看出，高市在澳大利亚面前的“低姿态”，并不只是历史悼念那么简单。 日本需要澳大利亚的资源，需要澳大利亚在西方同盟体系中的位置，也需要借澳日合作来增强所谓“印太安全”布局。日本对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容易放低身段，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国家在战后国际体系和安全框架中掌握着很大话语权。 日本战后依赖美日同盟，经济和安全政策长期受到美国影响；面对欧洲和澳大利亚，日本又希望塑造“可信伙伴”的形象。这时，承认对方痛苦、展示悼念姿态，对日本政客来说成本不高，收益却很明显。 可亚洲历史问题不一样，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少国家，要求日本面对的是侵略责任、殖民统治、战争罪行和受害者尊严。只要日本右翼政客真正承认这些，就会冲击他们国内长期经营的那套叙事：把日本说成只是战争受害者，却不愿完整承认日本曾经是侵略者。 日本政府过去并非没有道歉文件。1995年“村山谈话”就曾承认日本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问题在于，这种表述后来不断被一些日本政客弱化、稀释，甚至用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材、否认或淡化侵略责任来抵消。道歉不是写在纸上就算结束。 一个国家如果一边说继承历史反省，一边又不断向供奉战犯的地方送祭品，受害国家当然不会接受这种“两面做法”。对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劳工掠夺、轰炸平民，这些不是遥远的书本词语，而是很多家庭曾经经历过的真实伤口。 网上有人说，当年中国太善良，所以日本右翼不珍惜。这种说法带有情绪，但背后有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国与国之间，善意不能替代原则，宽容不能替代历史真相。 中国战后没有把仇恨无限扩大，是文明和克制；但克制不等于忘记，更不等于允许对方反复模糊战争责任。也有人拿苏联对关东军战俘的处理来作比较，认为强硬才会让日本害怕。 这样的说法可以理解为民间情绪，但今天讨论历史问题，不能简单停留在“报复”二字上。真正有力量的做法，是把历史证据讲清楚，把国际法理讲清楚，把受害者姓名、档案、证言一代代保存下去，同时让国家实力足够支撑历史话语权。 高市在澳大利亚下跪，不能自动证明她真的全面反省二战罪行。更关键的是，她是否愿意以同样严肃的态度面对亚洲受害者，是否愿意停止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消极动作，是否愿意让日本社会真正理解侵略战争给邻国造成的苦难。 少了这些，再漂亮的姿态也容易变成表演。对西方受害者低头，可以换来外交好感、资源合作和安全支持；对亚洲受害者模糊，则能照顾国内右翼情绪，避免触碰侵略责任的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