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侍从人员中，汪日章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 他有两个身份，每一个都足够特别：一个是蒋介石官邸侍从秘书兼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鞍前马后跟了六年；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远亲表弟。他跟蒋介石都管孙琴风叫娘舅，蒋经国蒋纬国见了汪日章，要喊他一声“娘舅”。 亲缘加机要，这层关系让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更贴近那个铁青面孔背后的蒋介石。当汪日章在晚年拿起笔，不间断地写下数万字回忆录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为“故主”粉饰太平，反而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将蒋介石的权谋、偏私、刚愎与国民党大厦将倾的细节，一一勾勒了出来。 汪日章回忆录最核心的“揭批”，是对蒋介石在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定调。 他没有丝毫避讳，直接将蒋介石政权的本质归结为“独裁统治，消灭异己，坚持反共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 而说起不抵抗政策直接导致的惨痛后果，汪日章更是毫不客气，直指其“导致东北、热河大量国土沦丧”。他看得很清楚，蒋介石那时所谓的“内部稳定”，根本不是什么民族大义，而是无时无刻不在琢磨如何剪除国民党内部那些不听自己调遣的“杂牌”力量。 汪日章并非只谈大事不谈小节，而他笔下蒋介石的“小节”，往往更让人读来齿冷。 他回忆宋美龄在自己生母葬礼上的表现时，特意对照着蒋介石的凉薄态度来写。宋美龄虽是当朝“第一夫人”，但对伺候过蒋家的佣人很有人情味，会主动询问他们的生活如何，有没有困难。反观蒋介石呢？汪日章在文中抛出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细节和评价：“蒋介石就没有这样的心思了”。 在汪日章看来，蒋介石的“人情”只在权力布局需要时才会上线。 再看蒋介石如何用人，汪日章更是用笔墨勾勒了一个多疑、专断、极度情绪化的封建式大家长形象。 他记载，蒋介石对待下属极其严苛，毫无安全和信任感可言。比如仅仅因为侍卫官张恒祥迟到了短短五分钟，蒋介石就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对其“立即开除”，断人饭碗如折草芥；而对更亲近的侍卫长王世和，也动不动就骂“混蛋”，甚至两次压在手里不肯起用。更难堪的是军需署长朱孔阳，被“严厉责骂后立即撤职”。 汪日章不评价，只列举，但这些例子的铺排，让蒋介石那套“顺我者未必昌，拂我者必定亡”的帝王习性跃然纸上。 更见棱见角的，是汪日章笔下的蒋介石如何精于权术收买。 汪日章揭露有些地方官僚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抢功劳，故意假造令人眼花缭乱的谈话提要和视察场面，编著各种虚构的“佳话”来迎合上意，而蒋介石竟然对此欣然接受。 汪日章说，蒋介石不是不知道底下人在演戏，只是这套用虚假认同编织的服从关系，维护着他的统治虚荣。如果触及不到本质利益，他也懒得戳破。 汪日章最锋利的一刀，砍向的是国民党的官僚体系本身。 作为机要秘书，他随蒋介石辗转各地任职，见惯了各式各样的衙门和官吏。 早在1941年那场民族危亡的关头，汪日章就已毫不掩饰地写下两个字：“亡国”。他在和侍从室同僚孙希文深夜谈话时，感叹当时行政组织和幕僚制度极度不健全，并且“有亡国现象”。 这种绝望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来自他手中发出的无数份互相推诿扯皮的公文，以及无论蒋介石如何跺脚漫骂依然无法提升一丝一毫效率的现实。 他进一步在回忆里给这套“体制弊端”把脉：“环顾国内各机关办事效率往往互相抵消，人员仍为老朽之辈。政治路线不重经济，十余年来仍在政治上、人事上打圈子，社会恶势力借以养成。人力、物力浪费于私人斗争。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注意“不寒而栗”四个字，从一个国民党少将秘书笔下流出，其分量之重、绝望之深，可见一斑。 汪日章作为同在华清池被扣押的随员，西安事变是一个绕不开的高潮点。 他不止写自己屋里“窗户墙壁均为弹穿”的惊险，更是着重描写了事变前张学良向蒋介石“哭谏”的情形。那时，张学良声泪俱下地恳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则是声嘶力竭地大吼：“你这样，我要枪毙你！ ” 此情此景，让汪日章发出感慨：这样的暴烈和专横，才是逼出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个人独裁面前，再忠心的劝谏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说，蒋的内战独裁政策“逼下去总是不好的，会不会和……闹翻了？”事实果然被他言中。 作为蒋介石的侍从人员，汪日章看出了那股更替的不可逆，这一点充分说明蒋介石的败亡是历史的必然。 有一段话，他讲的极好：“近来政府用人，多不学无术者。贪污败坏层出不穷，民间已少信仰。有言‘读书者不能做官，做官者不必读书’。充斥于仕途者，大率粗俗不堪之人、利欲熏心之人。则国何以治？人民将焉得安居而乐业乎？ ”这段话把整个蒋家王朝走马灯式的官场生态钉在了耻辱柱上。他质问得有力——“国何以治？”当满朝都是不学无术、利欲熏心之辈，靠一个专断多疑的“最高领袖”显然支撑不住。 这位蒋介石的亲戚、少将侍从秘书，晚年回到浙江奉化在一处旧宿舍中静悄悄地死去。 国民党败退前，对于国民党官场，他曾说过一句具有判词意味，极深刻的评语：“中国的官吏不像是完全害了病，而是麻木不仁、私欲过剩于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