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被囚禁十三年，妻子悲痛吞金自杀，儿子弥留时呼喊“爸爸”，晚年遭遇令人唏嘘！ 1949年9月6日深夜，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灯火忽明忽暗。院内，20岁的杨拯中被推入侧室，几秒后传出一声凄厉的“爸！”。隔壁的杨虎城刚踏出门槛，寒意透骨，随即一阵闷响掩住一切。父子遗体当夜被掩埋在会客厅旁的花坛，第二天清晨，几株杜鹃被匆匆移栽覆盖新土。 命运的终点如此狠厉，可这一刀并非始于歌乐山。向前推，杨虎城行走在人间的每一步，几乎都踩在乱世锋刃上。 1908年初春，陕北蒲城县甘北村的土路被融雪浸透。15岁的杨虎城推着独轮车，车上躺着被绞死的父亲杨怀福，一路滑行一路颠簸。两天两夜，他连水都不敢多喝，怕耽误赶路。车轮陷进泥浆，他用肩膀顶；有人好奇围观，他咬牙不语。那个清晨，他把父亲安葬在自家麦田边，也把对清政府的仇恨埋进心底。 贫瘠的陕北常年旱涝交替，灾荒频仍，底层百姓为谋活路，或投身民间帮会，或扛枪从戎。杨虎城也没得选。送完父亲，他拉起十来个同乡，借荒废祠堂练武打拳，自称“保家团”。时局骤变，1911年的枪声响到关中，地方新军到处招人，他率团入伍，一半为了混口粮，一半为了手里多支枪。 1916年，他已是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营长。那年秋，他迎娶15岁的罗佩兰，婚礼简单到只有一桌面条。刚吃过喜面，部队奉命南下，夫妻分离，连张合影都未来得及留。 西北军阀混战的岁月里，枪声比钟声准时。1922年初，杨虎城拒绝冯玉祥整编，率残部一路北窜，最后困在榆林，粮尽药缺。突发伤寒的他高烧不退，营帐外是漫天风沙，营帐内只有一床薄被。偏在此时，罗佩兰抱着三个月大的儿子，从高陵出发，东渡黄河、北上太原，再折回陕北，二十多天风餐露宿赶到榆林。她没惊动井岳秀，只在夜里悄悄给丈夫换下“止痛散”，换成山西郎中开的退热汤药。七付药下肚，杨虎城退烧，咳声渐轻。有人调侃她：“值吗？”她笑答：“命都舍得给，他还活着，就值。” 1926年春，西安城墙脚下堆满沙袋，刘镇华十几万兵马围城，火线拉到眼皮底下。为了断粮，刘军放火烧掉十万多亩未熟麦田，浓烟像幕布罩住整座古城。杨虎城与李虎臣仅八千人，守足一年。他让士兵拆城内民房取粱木和砖石固守，自己每天巡城三遍，深夜常听到饥饿士兵的哼声。城破前夕，刘镇华因内外交困突围而去，西安保住，杨虎城一战成名。 中原大战后，他坐镇陕西，名义上归南京中央，实际上地盘自成一系。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被迫西撤，与十七路军同处关中。张学良刚到西安时看不上这位粗犷的陕北将军，两军在昭陵就水源、草料摩擦不断。可形势逼人，绞杀红军久无战果，日军又在北线推进，两人最终握手。1936年冬夜，他们商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策略，一场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随即爆发。 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虽口头承诺既往不咎，却先令杨虎城“出洋考察”。短暂停留法国后，他被诱回香港，从此踏进囚笼。最初羁押在江西，后迁湖南、湖北，又辗转贵州息烽玄天洞。洞口滴水成渊，墙壁终年潮冷。警卫交替频繁，每到深夜，闷雷般的锁链声在洞里回响，第二天清点人数，谁也不敢多问。 1947年腊月，谢葆贞精神濒临崩溃。一次晚点名，她被特务推搡后绝食三日。护士端粥哄她，她伸手取对方手上金戒指，喃喃道“让我看看”，随即将戒指塞入口中，猛然仰头吞下。不久，她血色全无，在潮湿木床上咽气。杨虎城请求火化遗骨，被拒。最后，他花两天凿石灰坑，亲手掩埋妻子。送殡那晚，他对狱友说了一句：“熬得住就活，熬不住也罢。”话音低到只够自己听见。 抗战结束后，他与儿子被移押重庆，关在松林坡“特字监”。看守偶尔嘲讽他“老杨，外头要变天了”。他不语，只是给儿子讲打仗时的故事：潼关如何筑壕，河防如何调兵。拯中听得入迷，常提醒父亲少咳嗽，多喝水。 重庆大势已去的1949年夏夜，监房忽然来了命令：“准备转移。”父子以为有生机，简单收拾一只布包。9月6日的深夜，灯火闪烁，脚步杂乱，他们被带到戴公祠。短暂的错愕后，刀光划破沉默。父子倒下，血迹掩于泥土。11月30日，重庆解放，挖掘工在花坛下觅得一大一小两具遗骨，证实了此前种种传闻。 回看杨虎城的半生，起点是泥泞、饥饿与仇恨；转折是守西安的烽火、与张学良的握手；终章则定格在歌乐山的暗夜。不少人说他锋芒太露，也有人叹时代险恶。无论评价怎样变化，那双推着独轮车的手、那座被烈火吞噬的麦田、那声“爸！”的绝响，都已印在近代中国动荡不息的年轮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