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接管上海的山东干部走进旧财政局，发现对面交接的国民党局长，竟是潜伏了24年的地下党员。 汪维恒原名汪益增，1896年出生在浙江诸暨牌头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到杭州浙江一中学习，1917年在家乡渔山小学当过短时间小学老师。1918年他去上海法文翻译学校求学，1919年投笔从戎，考入北京军需军官学校第四期。 1921年毕业后，他被派到浙江慈溪的浙军部队，先后担任营、团军需官，处理部队的后勤补给事务。那时候军阀混战，部队补给乱七八糟，他就在这种环境里积累了实际工作经验。 1924年，他在宁波认识了同乡张秋人。张秋人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宁波地区做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两人谈得投机，汪益增通过张秋人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同年经张秋人等介绍，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党组织安排他跨党加入国民党，继续以公开身份开展活动。他先后在浙江台州、宁波、诸暨等地工作，担任过国民党县党部改组相关职务，同时秘密发展地方党组织。1926年浙军起义失败后，他回到诸暨，继续地下活动。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严重，宁波地委调他担任共青团宁波地委书记，后来又回诸暨任中共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县委机关一度以小学为掩护开展工作。1928年诸暨县委准备暴动时，一名党员教师练习手枪误杀妻子导致身份暴露，县委决定紧急撤离。县委书记金城指示汪益增利用军需军官学校的旧关系，到南京打入国民党军需系统，就地潜伏，等待组织联系。 他听从指示，改名汪维恒，从此开始了长期的隐蔽工作。这一潜伏就是二十多年，期间与组织失去直接联系，但他坚持在国民党军需后勤领域任职，从基层做起，逐步升到较高职位。 在国民党体系内，汪维恒历任中央军校相关科长、军需主任等职，后来担任过西北军需局局长、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还到台湾担任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他在这些岗位上接触到大量军事后勤和财政信息。 1937年或1938年左右，他通过南京地下党史永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此后，他利用职务便利，向党组织提供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兵力、布防、调动等情报，包括胡宗南部的情况以及蒋介石方面的剿共部署信息。 这些情报对当时的抗战和后来的解放战争起到了实际支持作用。他还曾帮助营救过被关押的进步人士，并为八路军提供过部分军需物资支持。 1948年至1949年初，他以台湾补给区职务在台湾活动。1949年4月，他按照组织指示，以探母病为由从台湾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同时兼任上海地方银行董事长和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这些职位让他能够直接掌握上海的财政资产和后勤资源。 他上任后，组织人员对财政局的档案仓库进行全面盘查、造册和封存，阻止了资金外流和档案破坏，为解放后的平稳过渡做了准备工作。他的这些举动符合当时地下工作的实际需要，确保了重要资料的完整保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顾准作为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带领从山东抽调的南下财经干部队伍进入财政局大楼，负责接管财政体系。 汪维恒以投诚形式率领部下办理交接手续，把全部账册、资产清单、人员名册、金库钥匙、印章、预算报表和重要财政档案完整移交，没有缺漏。 交接过程中，汪维恒提出与顾准单独谈话，在办公室里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本名汪益增，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国民党军需系统二十四年。 顾准听后感到意外，立刻通过军管会联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进行核实。潘汉年确认汪维恒是长期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身份真实且高度保密。 汪维恒一生保持清廉作风，在钱权集中的岗位上没有谋取私利。他对子女教育也强调简朴正直，不搞特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