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与17岁王桂荃行房，两人酣畅淋漓，谁知，次日梁启超却说：“我提倡一夫一妻制，所以，你的身份只能是丫鬟，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的孩子不能认你为母亲！”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王桂荃心里，也扎进了那个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 王桂荃幼年母亲去世，父亲不久也离世，继母把她几经转卖，从四岁开始她在不同人家做丫鬟，日子过得颠沛。 十岁左右，她作为李蕙仙的陪嫁丫鬟进入梁家。李蕙仙是梁启超的正妻，出身官宦家庭，王桂荃在梁家主要负责家务杂事，干活勤快，渐渐得到认可。梁启超觉得原名太俗气，给她改名桂荃，取自古典诗词里的香草意思。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李蕙仙带着家人包括王桂荃随后前往。在日本的租屋里，生活条件简陋，语言不通，经济靠梁启超写文章维持。 李蕙仙身体较弱，难以处理很多日常事务，王桂荃主动承担起对外联系，用手势和简单词汇跟当地人沟通，慢慢学会了日常日语。 她负责采买食材，掌管家务开支，招待来访的留学生，把家里事情打理得有条不紊。梁家在异国他乡的那些年，王桂荃成了维持家庭运转的重要帮手。 李蕙仙生下长子梁思成后，身体状况更差，梁思成也体弱多病。李蕙仙考虑到家族延续，决定让王桂荃承担更多角色。王桂荃那时年轻，干活利索，手里有卖身契，对梁家事务忠诚可靠。 1903年冬天，在日本横滨的梁家租屋，李蕙仙安排王桂荃与梁启超有了夫妻之实。当时梁启超三十岁，王桂荃十七岁。这件事发生在梁启超流亡期间，家庭面临实际困难。李蕙仙身体不佳，担心后嗣问题，主动提出让王桂荃入侧室。 梁启超起初有顾虑，因为他早年与谭嗣同等人倡导一夫一妻制，公开反对纳妾旧习，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他担心此事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但在李蕙仙反复劝说下，考虑到家族香火，他最终同意。整个过程没有正式仪式，对外严格保密。 此事发生后，梁启超明确规定王桂荃在家中只能保持丫鬟身份，不能有正式名分。将来孩子出生，母亲名义仍归李蕙仙，亲生子女也不能称王桂荃为母亲，只能叫王姨或王姑娘。 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她时，也多用“王姑娘”或“王姨”这样的称呼，避免与自己公开主张冲突。王桂荃接受了这些条件，继续承担家务，没有公开改变角色。 此后数年，她陆续生下六个孩子，包括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她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无论是自己所生还是李蕙仙所生，都尽心照顾。 王桂荃在梁家一直负责大量实际事务。她掌管家庭财政，督促孩子们读书写字，自己也跟着学认字，能记简单账目和写信。 梁启超在外活动较多，家庭后勤主要靠她维持。李蕙仙1924年病逝后，王桂荃继续操持家务。1929年梁启超去世时，留下九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和不多的家产。 王桂荃独自承担起全部责任。她辞退佣人，自己做饭洗衣，经济困难时靠替人洗衣维持生计。她坚持让每个孩子接受教育，甚至变卖家物筹钱送他们出国深造。 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成长，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等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和院士，梁家形成一门多才俊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