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邓宝珊接到毛主席的任命，让他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当即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请求先学习一段时间，暂时不去甘肃。毛主席没有动怒，而是约他去了中南海，两人进行了一次面谈。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堆满了毛主席的案头，而西北重镇甘肃的政务主持工作，便是其中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毛主席高瞻远瞩，看问题总能一眼看到本质。同时，毛主席选人的眼光同样精准，他面对这个难题时，第一时间将目光投向了在旧军队里打滚多年的邓宝珊。 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如果由他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对于邓宝珊而言，绝对是“衣锦还乡”的高光时刻。但在邓宝珊接到毛主席的任命时，他却没有如别人想的那样欣然接受，反而在第一时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暂缓赴任”的请求，理由是想先学习学习。 显然，毛主席对邓宝珊的任命，被他婉拒了。为此，毛主席专门把他请进了中南海，进行了一次面谈。 邓宝珊为何会婉拒？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在1949年去甘肃担任省政府主席，这副担子其实很重。因为邓宝珊是甘肃人，所以对甘肃的情况最是了解。甘肃经历多年的战火，又遭受马家军盘剥多年，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原本就不算富庶的土地，早已经民生凋敝。 邓宝珊不到十六岁从军，在西北这块土地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比谁都清楚这项任命的背后，到底是多么沉重的信任，他担心自己撑不起来。邓宝珊自认懂军事，也懂西北，却对建设新政权没有任何把握，怕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和百姓的期待，这才有了前文提到的一幕。 毛主席见到邓宝珊的信后，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约邓宝珊到中南海面谈。正是这番谈话，彻底改变了邓宝珊的态度。这个时候不禁要问，毛主席为什么对邓宝珊如此器重？ 其一，1924年，邓宝珊在陕县办军官传习所，力排众议起用共产党员胡重差、葛霁云担任所长和秘书长。简单的一个举动，背后承受的压力却非常大，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堪称是敢作敢为。 其二，1926年，邓小平负责军官教导队的政治教育，当邓小平要去苏联深造时，邓宝珊二话没说，直接掏出200银元资助。在那个年代，这笔钱不仅是路费，更是一份政治风险。 其三，顺泸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处于人生的至暗时刻，身无分文，敌人四处追捕，陷入绝境。邓宝珊与他素昧平生，却因为对志士的敬重，果断让葛霁云送去600银元并附上通行证。 从这三件事可以看出，邓宝珊心中富有正义感，对正确的事情敢于坚持，不惧冒风险、做事有担当。而从邓宝珊做的这几件事来看，不仅是善心，更是决心，甚至可以称之为替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 1938年5月，邓宝珊路过延安，邓宝珊为人低调，没打算惊动延安，遂决定在骡马店凑合一宿。但毛主席何等敏锐，两次派人去请，诚意十足，让邓宝珊根本无法拒绝。 这一次进延安，邓宝珊非常重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邓宝珊走访了陕北公学，看了抗大，更是直接走到群众里听演讲、看晚会。七天时间，邓宝珊却看到了在旧军队一辈子也没讲过的风气，他在老百姓和战士的眼睛里看到了光。 1939年的夜晚，在陕北的窑洞里，邓宝珊与毛主席促膝长谈。次日，毛主席公开演讲时，邓宝珊又去了现场聆听，事后由衷地感慨：“毛先生看问题之深、之远，非常人能及。” 此后，北平和平解放有邓宝珊的影子，绥远起义和对宁夏马鸿宾部的劝降，也有邓宝珊的奔走。而毛主席在谈及邓宝珊时，更是直接用一句“对邓先生可以完全信赖”，打破了所有人的疑虑。 正因为经历了这么多，毛主席才会对邓宝珊如此信任。而邓宝珊的担忧，也在与毛主席交谈之后烟消云散、豁然开朗。 1950年初，邓宝珊不再要求学习，而是带着毛主席的嘱托，一头扎进了他魂牵梦绕却也满目疮痍的家乡，开始全新的恢复与建设。 以甘肃当时的情况来看，邓宝珊此去甘肃赴任，肩上的担子确实重。与其说是去做官，不如说是去“吃苦”。远的不说，就说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这位省政府主席是背着降落伞，坐着一架四处漏风的旧飞机落到兰州的。 彼时的兰州，远没有今天的富庶，在多年的战火破坏之下，电力断了，水也停了。兰州人当时喝的是黄河浑水，半杯水里能沉出半杯泥沙。 邓宝珊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跑”。他身上有老兵的硬气，也有实干家的作风。 邓宝珊亲自去会宁和定西考察，因为他知道，那里是有名的干旱区，车子在土坡上抛锚了，他这个省主席就带头下车推。年纪大了，身体不舒服，却一刻都不肯停。随行人员心疼他，劝他休息休息，邓宝珊却说：“不亲眼看看，心里不踏实。” 邓宝珊在1950年政协大会上的两份提案——创建民族学院和统一薪资，精准地切中了甘肃当时的病灶。西北民族学院的建立，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是解决西北民族矛盾、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战略棋子。 1968年，邓宝珊在京逝世。在他的履历上，有过北伐的辉煌，有过割据一方的威望，有过和平起义的功勋。但在甘肃老百姓心中，这些都比不上那个“好省长”的称呼来得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