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熊北平、熊紫平被捕，作为开国少将的父亲熊应堂得知儿子们的罪行后，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信中只有八个字：“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熊应堂的人生，是实打实的“泥腿子将军”奋斗史，他出生于华河区熊家湾一个贫苦家庭，少年从军，走过长征、打过抗战、决胜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主政浙江，半生戎马，律己极严。 41岁那年熊应堂迎来双胞胎儿子，取名紫平、北平，老来得子的喜悦，加上公务繁忙常年在外，他几乎缺席了儿子的成长，教育的重担，全落在妻子颜露身上。 颜露对这对来之不易的儿子，倾注了毫无底线的溺爱，兄弟俩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熊司令的儿子”，这份身份成了他们横行的“护身符”。在学校他们欺凌同学、顶撞老师，每次闯祸，母亲从不管教，反而利用关系“摆平”，让兄弟俩早早失去对规则的敬畏。 父亲的威严遥远又抽象，母亲的纵容具体又日常，在这样的环境里，“特权”二字深深扎根在兄弟俩心中，他们觉得无论闯多大的祸，都有母亲和父亲的身份兜底，这种扭曲的认知，为后来的滔天罪行埋下了伏笔。 70年代初，熊应堂做出一个看似正确的决定：送子参军，他坚信军队这座大熔炉，能磨掉儿子身上的恶习，把他们锤炼成正直军人。 可他没想到，兄弟俩把特权思想带进了军营，他们无视军纪，不出操、不训练，整天酗酒闹事，领导碍于熊应堂的威望，只敢批评教育，不敢严肃处理。 更离谱的是服役期间，兄弟俩酒后侮辱一名女战士，犯下严重罪行，本该是严肃追责的大事，母亲颜露再次动用关系压下丑闻，最终兄弟俩仅以“提前退伍”草草了事。 这次“兜底”，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军队没能管住他们，母亲的纵容反而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退伍后两人被安排进杭州国营大厂，捧着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不久后，熊应堂调往四川工作，山高路远，彻底失去对儿子的约束，脱离所有管教的“二熊”，开始在杭州为所欲为，沦为人人痛恨的社会毒瘤。 1974年到1978年，整整四年时间，熊紫平、熊北平仗着父亲的声望，纠结同伙，用诱骗、恐吓、暴力等手段，疯狂侵害女性。 他们以“介绍工作、交朋友、看电影”为借口，把年轻女工、女学生甚至已婚妇女骗到家里，实施暴行，据司法机关查实，受害者超过140人，不少人不堪受辱轻生，酿成悲剧。 当时，熊家住在杭州清波门的军属院，是一栋二层小楼，紧邻省军区，外围还有战士站岗，谁也想不到，这座看似安全的院子，竟成了兄弟俩作恶的“淫窝”，地下室里藏着大量淫秽物品，墙上甚至写着“征服100个女人”的变态目标。 四年间，受害者的举报信堆满各级机关，但在特权阴影下，全都石沉大海，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杭州城里的女青年人人自危，“二熊”的恶名传遍全城，民怨早已沸腾。 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在群众反复举报下，杭州市公安局掌握“二熊”罪证，在中央和军委首肯后，将兄弟俩及其团伙抓捕归案。 消息传到四川，熊应堂如遭雷击，呆坐良久，他半生为国征战，从没想过自己的儿子会沦为危害社会的罪犯，愤怒、痛苦、自责交织在一起。 当时不少人猜测，以熊应堂的身份和人脉，肯定会四处求情，毕竟那个年代，不少高干子弟犯错后，都有家人“兜底”，特权风气盛行。 可熊应堂的选择，震惊了所有人，他闭门思考三天后，提笔写下“公事公办，不得求情”八个字，派人送往浙江省委，明确表示绝不干涉案件，不允许家人求情。 这八个字，是一位父亲对逆子的绝望割舍，更是一名老革命者对党纪国法的绝对忠诚，熊应堂深知若动用特权为儿子脱罪，就是践踏法律公平，辜负被伤害的百姓，毁掉自己坚守一生的信仰。 在熊应堂的约束下，案件审理几乎没有受到干扰，1979年11月公判大会如期举行，6000多名群众到场见证正义降临，随着一声枪响，熊紫平伏法，熊北平后来在监狱中自杀，“二熊案”彻底落幕。 这个案件，是改革开放后首例高干子弟犯罪伏法案，震惊全国，人民日报》专门发文评论，中纪委向全国通报，以此彰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决心，无论身份高低，触犯法律必将受到严惩。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