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王月贞被拖上处刑台，当执行前，她突然激动道：“先等会，能不能让我提一个要求？”随后她说了一句话，就连行刑者都流出了眼泪。 1926年，为了迎接北伐军，王月贞被调回老家湘阴领导农民运动，甚至挑起了县特别法庭主席的重担。当地的老百姓私底下都亲切地叫她“女县长”。在那个封建残余极重的年代，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娃坐堂断案，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1927年5月，在人山人海的公审大会上，王月贞端坐主席台，惊堂木一拍，条分缕析地历数当地大土豪的罪状，朱笔一挥直接判处死刑。随着枪声响起，乡亲们奔走相告，直呼痛快。这就是王月贞的底色：嫉恶如仇，为民请命。 可惜，大时代的浪潮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1927年，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的许克祥也制造了“马日事变”。原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瞬间跌入谷底，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同志倒在血泊中。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王月贞和她的丈夫翦去病被迫转入地下，潜回常德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 在这段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不知明日生死的潜伏岁月里，王月贞生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小生命的降生，给这对身处黑暗的革命夫妻带来了一抹最柔软的光亮。此时的她，在外是扛着重压的地下战士，回到那个简陋的隐蔽点，又是一位满眼柔情的年轻母亲。 命运偏偏最见不得这种夹缝中的圆满。1928年夏天，由于叛徒的无耻出卖，王月贞和丈夫在常德万寿街双双被捕。审讯她的常德县长钟忠，正是当年被她下令处决的那个土豪的堂侄。仇人相见，敌人把能想到的恶毒手段全用上了：滚烫的辣椒水往喉咙里死灌、带刺的皮鞭狠狠抽打、甚至用烧红的烙铁生生烫在她的皮肤上。整整七天的严刑拷打，这副单薄的女性躯体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可让人头皮发麻的是，王月贞愣是咬碎了牙齿，没有吐露半个字的组织机密。她心里明镜似的，只要自己这边一松口，外头无数隐蔽的同志就会立刻人头落地。这种坚守，早已经超越了肉体承受的极限，全凭一口信仰的真气硬顶着。 敌人彻底绝望了，眼看撬不开她的嘴，便决定公开杀人立威。1928年7月27日，常德畔池街公共体育场，四周全是被军警驱赶来围观的沉默百姓。王月贞拖着那双早已无法行走的双腿，被几个大汉粗暴地拖上了处刑台。监斩官站在高处耀武扬威，扯着嗓门按惯例问她愿不愿意悔过。王月贞根本懒得搭理这群跳梁小丑，眼神冰冷地扫过四周。 突然，她的目光停滞了。越过层层叠叠、神情悲愤的人群，她看到了角落里亲人紧紧抱着的一个小包裹——那是她才刚刚四个月大的亲生骨肉。 就在行刑者举起步枪、手指压上扳机的刹那，王月贞忽然爆发出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急切地大声喊道：“先等一等，能不能让我提一个要求？” 这一声清脆的呼喊，瞬间划破了刑场的死寂。行刑官眉头一挑，满脸得意，以为这个铁打的女人终究还是怕死了，准备开口求饶。围观的百姓也屏住了呼吸，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王月贞强忍着全身撕心裂肺的剧痛，目光紧紧锁在那个襁褓上，用一种极其温柔却毫无退让余地的语气清晰地说道：“我的孩子才四个月大，还在等着吃奶，让我喂他最后一次奶吧。” 话音刚落，偌大的刑场瞬间鸦雀无声。 没有激昂的高呼，没有对死亡的恐惧。这句普普通通、作为一个母亲最本能的恳求，像一记千钧重锤，瞬间砸碎了在场所有人伪装的坚硬外壳。原本凶神恶煞的行刑者整个人都愣住了，紧握钢枪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外围的老百姓再也憋不住了，压抑的啜泣声如海浪般蔓延开来。人心都是肉长的，哪怕是平日里见惯了杀戮的军警，面对一位濒死母亲这般卑微又伟大的羁绊，也忍不住眼眶通红，落下泪来。她绝未开口为自己讨要半分生机，唯一挂念的唯有襁褓中的稚子。 亲人流着泪，跌跌撞撞地把孩子抱到了处刑台边。王月贞艰难地坐稳身子，在血污的地面上铺开一床灰毯，伸出那双遍布伤痕、甚至深可见骨的双手，极其小心、生怕碰疼了孩子似的接过了这个柔软的小生命。四个月大的婴儿根本不懂什么是生离死别，只是循着本能，贪婪地吮吸着母亲的乳汁，小脸满足地贴在她满是刑伤的胸膛上。 王月贞低着头，眼泪断了线般无声滑落，滴在孩子粉嫩的脸颊上。她轻轻拍着孩子的后背，嘴里微微哼着不成调的摇篮曲。这是她留给这世界、留给骨血最后的温度。短短几分钟的哺乳，漫长得仿佛过完了一生。 孩子吃饱后安静地睡去。王月贞俯下身，在孩子光洁的额头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吻。随后，她将孩子递还给亲人，用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努力挺直那具残破的身躯。前一秒还是柔情似水的母亲，这一刻，她再次切回了那个不可战胜的战士。她直视着黑洞洞的枪口，高声断喝：“好了，开枪吧！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革命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 枪声骤起，惊飞了盛夏的飞鸟，鲜血染红了青石板。21岁的王月贞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