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前，我党派人找到杨森，提了四个条件，杨森说：“第一条我保证做到，但后面三条，我一条也办不到！” 那会儿重庆城里头乱成了一锅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街上到处是溃散的兵痞，拉车的老黄跟邻居摆龙门阵时直叹气：“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哟！”就在这节骨眼上，地下党的同志摸到了杨森的公馆。这位四川军阀当了几十年的“地头蛇”，从辛亥革命一路混到解放前夕，手里头沾过血，也办过学堂。找他谈条件，说白了就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要么乖乖交权，要么等着秋后算账。 四个条件摆上台面。第一条，保护重庆城，别让特务放火炸电厂、毁工厂。杨森拍着胸脯打了包票，这点他干得脆蹦。为啥？他精明得很，晓得毁城就是毁自己的老底子，重庆要是成了一片废墟，往后新政府能给他好果子吃？工人老李后来回忆，解放那天朝天门的仓库一颗手榴弹都没响，杨森倒也说话算话，硬是压住了手底下那些想搞破坏的亡命徒。 可后面三条，杨森把头摇成了拨浪鼓。第二条让他完整交出部队和武器，第三条让他交代财产和账目，第四条更直接，乖乖到军管会报到听候发落。他冷笑着把茶碗一推：“我杨某人当了半辈子军阀，枪杆子交出去，那不成了砧板上的鱼肉？财产充公？我那些姨太太和儿孙喝西北风去？至于报到，呵呵，刘湘当年想收我的编，我都没理。” 这话听着硬气，骨子里却透着狡黠。他舍不得什么？舍不得那十几条枪攒下的家业，舍不得藏在公馆夹墙里的金条银元，更舍不得前半辈子说一不二的威风。可时代早就变了，他那一套“墙头草”的活法到了头。当年他两头下注，一边跟老蒋眉来眼去，一边又暗地里跟周旋，就盼着留条后路。这回他以为讨价还价能捞点好处，结果呢？重庆一解放，他夹着尾巴溜去了成都，最后跟着老蒋的飞机逃到了台湾。 批判他？当然要批判。这位杨大爷一辈子信奉“有枪便是草头王”，把地盘和私产看得比老百姓的命还重。他答应保护重庆，不是因为心疼这座城，而是怕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这种人永远想不明白，为啥共产党打仗不要命，为啥工人学生铁了心跟着走。因为他眼里只有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说回那四条条件。我党当时提得够客气，够给面子。本想着他不做恶就算立功，可杨森偏偏要耍小聪明。他以为“保住城”就是护身符，殊不知历史给每个人的账本都记得明明白白。后来他在台湾活了九十多岁，到死都没再踏回重庆一步。老重庆人摆起这事，总有人啐一口：“这老狐狸，算盘打得精，可惜打错了朝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