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起底福建帮（下）
摘自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闽商虽极富反抗精神，关键时刻也为朝廷所用。明末清初，福建众多势力庞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纵横海上，以郑芝龙为首的“十八芝”，在吞并李旦、颜思齐、刘香等海商集团后发展壮大，独揽东南海贸易大权。郑芝龙出生于泉州，当地“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郑芝龙受家乡风俗影响，年少时就浪迹江湖，到澳门随舅舅学做生意。后来到日本经商，娶当地女子为妻，生子郑森，即郑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虽记载郑成功之母姓田川，但他外公翁笠皇其实是寓居日本的泉州人，而非日本人，只因定居日本才改姓。
郑芝龙回国后下海为“盗”，其集团鼎盛时期，以福建安海（今福建省晋江市西南部）为大本营，拥兵数万，船700艘，“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郑芝龙富可敌国，兵力强盛，闻名海内外。安海商人在海外的闽商群体中素有声望，再加上郑芝龙声名显赫，马尼拉的华人富商一度被称为安海人。荷兰人曾统计，当时中国人一年自中国输出丝织品及其他价值黄金45吨以上的货品，其中三分之二为一官（郑芝龙）及其盟党所有。崇祯元年（1628年），晚明动荡之际，郑芝龙在军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接受明朝招安。此前一年，他的船队曾攻打厦门港，将明朝福建水师的“九十余只兵船付之一炬”。接受招抚后，郑芝龙被授为福建防海游击，成为明朝的水师军官，其部下也成为福建水师主力，并在清军入关后，随南明朝廷参与抗清斗争。1645年，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后，郑芝龙兄弟在福州奉唐王朱聿键为帝，改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封为南安侯。隆武政权本质上是一个由福建海商和士大夫共同拥护的政权。一开始，郑芝龙还很有上进心，说：“以今日较之，我从福建统兵恢复，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达下。”郑芝龙若是从一而终，也不失为明朝忠臣，他却在与隆武政权合作破裂后选择降清，由此留下骂名。关于郑芝龙降清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隆武朝廷的文武之争，有人说是因为隆武帝对他的猜忌。徐晓望等学者则认为，隆武政权与郑芝龙的战略分歧不是偶然。郑芝龙是福建海商阶层代表，无论如何也要留隆武帝在福建。隆武帝却发布五路出兵的计划，要以亲征之名离开福建，将郑芝龙留在福州，以此摆脱闽商的控制。在对隆武帝失望后，两面投机的郑芝龙谋求与清朝合作。清军进军福建后，清朝主持南方军务的统帅博洛，以闽粤总督为诱饵，招降郑芝龙。郑芝龙得信后大喜，率500骑兵到清军营中，与博洛折箭为誓，痛饮三日。第三日半夜，博洛突然派人将郑芝龙挟持北上。清廷食言，没给郑芝龙任何实职，15年后将他处死于柴市口。郑芝龙大节有亏，可他被挟持入京后，其部下反而更加坚定抗清，福建海商的反清大旗传到了其子郑成功手中。
朱聿键称帝时，郑芝龙带着年仅20岁的郑森晋见隆武帝。隆武帝抚郑森之背，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赐姓朱，改名成功。
郑成功抗清，一方面有国恨家仇的政治因素。郑成功青年时代曾入南京国子监读书，拜大儒钱谦益为师，可说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深知民族大义。虽说他的老师很不厚道地降清了，但好歹也曾暗中支持复明。就在郑芝龙降清当年，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在清军袭击安海时惨遭奸污，愤而自杀，郑成功大怒，誓与清朝不共戴天。
另一方面，郑成功抗清也有代表福建海商的经济因素。郑成功继承其父留下的商业帝国后，兵员一度发展到一、二十万。他以厦门为根据地，每年派遣船队前往日本、台湾及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实际上垄断了整个闽粤沿海的海上贸易。在郑氏海商集团覆灭之前，清政府采取海禁迁界政策，迫使东南沿海各省百姓从沿岸地区内撤30 里，片板不许下海。可这一举措，反而让郑氏家族获取了更多利润，持有郑氏发放牌照的福建商船大量出现在东亚和东南亚，用中国的丝绸和金锭，换取暹罗的大米，频繁光顾长崎、柬埔寨、北大年、六坤和巴达维亚等贸易口岸。闽商，路子就是这么野。1658年，郑成功北伐失利，仅率数万残兵退回厦门，逐渐心生收复台湾作为根据地的想法，而郑成功击败荷兰人的计策，出自一个闽商之手，这个人叫何斌。何斌原本代表割占台湾的荷兰人与郑成功交涉，达成协议：当时在厦门与台湾贸易的船只，由何斌代为收税。如此，何斌有利可图，郑成功也可以得到更多税收，何乐而不为。荷兰人发现后，就不乐意了，给何斌罚很重的款，直接把人家玩破产了。何斌心中生恨，暗地里派人测量鹿耳门水道（台湾岛西南岸重要港口航道），逃到厦门，向郑成功献计，劝他收复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在厦门誓师，调集军队出兵台南，于次年驱逐荷兰人，成功收复中国领土台湾。荷兰人向郑成功上缴东印度公司财产41.7万荷兰盾以及火炮等武器。郑成功于当年不幸染病去世，此后明郑政权割据台湾，与清朝对抗20余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
清朝统一台湾后，一度开放海禁，以航海为主业的闽商凭借船只为津梁，远航中国沿海各港以及东亚、东南亚的港口，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福建的白糖、建绢、漳绒、纸伞、武夷茶、德化白瓷，都是对外贸易的热销商品，可获利数倍甚至数十倍。清政府在厦门设立海关，福建的贸易中心由月港转移至厦门。清代前，厦门人口不足万户，到道光年间已增至14万户。
在发展商业活动的同时，清廷还促成福建商民向台湾移民，到道光年间，台湾全岛人口已达200余万人，其中多为福建漳、泉二府人。直到今日，台湾通行的方言，还是闽南话。好景不长，乾隆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福建沿海港口萧条，闽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根据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所搜集史料，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只有6艘吕宋商船到厦门贸易。鸦片战争后，本以垄断出口贸易为盈利来源的闽商更是雪上加霜。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强大，大量倾销商品，冲击中国市场。清廷对海商贸易加大管制，实行沉重的厘金制度，在太平天国、捻军、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战争后加重对国内商人的逼税和逼捐，闽商更加不堪重负。作为传统商帮的闽商，逐渐成为历史，一个无形的海上商业帝国随风消逝，但与时俱进的福建商人从未退出历史舞台。近代以来，大量移居海外的福建华侨始终不忘故乡，将大量财富汇寄回乡，投资家乡建设。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求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经商有方的福建海外华侨踊跃捐款，甚至亲自投身其中。抗战时期，以“橡胶大王”陈嘉庚、“木材大王”李清泉、“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等为代表的300多万福建旅外华侨，全力支援祖国，捐赠数额尤巨。共捐献飞机217架、汽车500辆、救护车千辆、坦克27辆、大米一万包、寒衣30万件、奎宁丸5000万粒等抗战物资。
1978年改革开放后，泉州商人创造了多个知名民营品牌，在全国鞋服、建材、房地产、茶叶等市场占据相当大的份额，晋江更是中国最大的“鞋城”。福州商人多集中于沿海的福清、长乐、连江等县，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莆田商人以家族式、集团化发展，几乎控制了全国的民营医院与木材市场。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古老的闽商，依旧走在时代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