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之子讲述父亲遵义会议上唯一支持博古的原因，他坦言父亲能认错且不参与任何阴谋活动！ 1942年春，延安杨家岭一间窑洞里印好的请柬放满竹篮，落款处两行字并排——毛泽东、凯丰。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这样定下了日子，周围人好奇那位署名者的身影：他咳着病，却能一口气改完数十份讲话稿，夜里油灯亮到拂晓。 追溯到1906年，江西萍乡的煤矿小镇刚冒出第一缕工业烟尘时，何克全出生在矿工家庭。家贫求学难，他把旧书摞成枕头，读到天亮。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把20岁的他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结识博古，并改名“凯丰”。苏联课堂里学到的激进理论，加上青年团工作的历练，让他很快被推上舞台。1934年初，他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年仅28岁。 长征路上，红九军团远离主力，凯丰被指定为中央代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湘江惨痛损失犹在眼前，大多数与会者希望换人指挥。凯丰却挺身而出，为博古、李德辩护，甚至质疑毛泽东“拿《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指挥作战”。据聂荣臻回忆，会前凯丰多次找他交心，劝他投票支持原班人马，未果。会上表决结束，凯丰留下“保留意见”，转身走出会场，脸色苍白。 战火很快把纸上争论变成实战检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事实说明新的作战办法行得通。6月懋功会师，张国焘坚持南下，中央主张北上，两条路线再次对峙。凯丰没有再犹豫，他在红军刊物上连发文章，批评南下方针，“形势逼人，不进则亡”这句话后来被多处引用。有人揶揄他“变脸太快”，但在军中普遍看来，能当机立断，比死抱成见更可贵。 全面抗战爆发，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代理部长。为了鼓舞新组建的抗日军政大学，他拉着作曲家吕骥连夜写下校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词句铿锵，很快传遍前线。武汉、重庆大后方的电台、刊物、放映队里，都能看到他留下的手迹。青年工作出身的敏感让他格外懂得平民语言的力量，一些农民第一次听到广播里的山东大鼓，也记住了“拒绝投降论”的口号。 1940年返回延安，他仍旧是代理部长身份。延安文艺界流行关在屋里写“高头讲章”，凯丰与江丰、周扬等讨论整整三夜，最后把问题梳理成几页提纲递给毛泽东。请柬发出前夕，他用粗笔抄好名单，顺手在落款写下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看后笑道：“两个人一起发，更好。”短短一句寒暄，被老摄像机定格，成为后来研究延安文艺史的一帧画面。 抗战胜利那年，他北上东北，创办《东北日报》，请毛泽东题写报头。毛泽东回信中专门加了一句：“身体要紧。”其实那时凯丰的肺病与肠胃病已轮番加重，他仍拄着手杖在沈阳街头巡视发行点。辽沈战役硝烟未散，报纸一天不曾断刊，工人们说：“这位书记比机器还准时。”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被调回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课堂里，他常用当年团中央的招牌口吻提醒学员：“复杂问题也要讲得让老大娘听懂。”图书馆的俄文原版《资本论》边角被他贴满纸条，字迹细小，好像怕惊动旁边的病痛。1955年3月23日凌晨，他在北大医院停止呼吸，年仅49岁。治丧公告只有一句评价：“立场坚定，工作努力，知错能改。” 2006年，凯丰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老战友张震回忆：“遵义会议时他站在另一边，会后却第一个写文章支持北上。之所以信得过他，就是因为他认准了理就不拐弯，但一旦发现错了，也肯掉头。”掌声不大，却持续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