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她留下的一万多元储蓄，根据遗嘱被全部上交作为党费！ 1961年初春的北京站月台，寒风仍透骨。一只退了色的藤箱被人小心抬上软卧车厢，箱里只有薄棉被、补丁叠补丁的灰蓝睡衣、旧毛巾和搪瓷缸——这些是周恩多年出差的全部随身物什。 那时候，总理的月薪404元，在全国算得上高收入。可知情人都说，他最怕工作人员给他添置新行李：“能省就省。”自上车那刻起，行李箱里的克勤克俭便替主人作传，于是关于他和邓颖超的家账，也就有了开篇。 新中国从供给制向工资制过渡的1950年代，干部的收入被分为24级。邓颖超按资历原可定三级，与蔡畅等人相当，周恩来却坚持把她划到第六级，月薪只及自己的六成。邓颖超理解并且配合，她常用这段往事告诫小辈，地位越高越要先想到他人。 从1958年至1976年，西花厅那本账簿记下了16万余元进账，也记下四万多元“特别支出”。那是寄给偏远地区的亲属、替老部下付医药费、为出事的同志家庭解围。每一笔后的批注都用红铅笔写着“私款”，防止与公账混淆。 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夺走了司机钟步云的生命。十年后，他的女儿临嫁，家中为彩礼发愁，邓颖超从抽屉里取出300元。放在今天或许算不了什么，在当时却顶得上一名普通职工半年的工资。 西花厅的厨师回忆，夜里值班员小李因妻子长病欠下170元，被罚滞纳金。邓颖超推门听完缘由，只留下五个字：“我们来帮你。”次月发薪，她把同周恩来各留出的一半交给小李，账簿再添一行红字。 节俭始终是另一条主线。周恩来的一件灰呢大衣从朝鲜停战穿到“文革”后，袖口缝补得像老树皮。睡衣破了补，背部磨穿后干脆换上一整块布。有人问他何不换新的，他笑而不答，只把话题扯到公家经费。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在老藤箱夹层里找到两本存折：一共5709.80元。邓颖超决定先取出3000元上交党费，剩下的留作日常，再慢慢补交。她拒绝为丈夫定制寿衣，坚持用那套常穿的深灰中山装，理由简单——生前如此，身后也该如此。 此后十余年，她工资几度上涨，最高不过706元。衣柜仍是旧外套、旧毛衣，屋角的搪瓷盆掉了瓷也不换。逢到节庆或系统号召捐款，她总把新领的工资攒成整数送去，账上积蓄一直不多。 1992年7月11日，这位88岁的老人溘然长眠。银行清点遗留财产：存款11146.95元，外加少量国库券。依照手写遗嘱，这些钱原封不动转入中央组织部党费账户。西花厅空了下来，留下斑驳的藤箱、一册密密麻麻的支出记账簿，以及一段关于公与私边界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