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当代出版社与印刷厂的业务分立，其发端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中期开始刻字店普遍脱离书坊独立经营：
……明代中晚期已然活跃着一批带有家庭作坊主性质的刻工工头，并诞生出一批小型刻字店铺，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明代刻字店的规模可能都比较小，或者很多还是依附或从属于书坊，独立性并不强。因此明代刻工在刻书时，仍然以署个人名字为主，并未出现独立的店铺招牌或名称。从这一点看，明代的刻字店即便已经存在，其数量与规模应该也并不足观。至于清代明确可考的刻字店，则似乎要从“称店式”题名的出现算起。……至迟在乾隆年间，从南到北都已经出现了有固定名号的刻字店铺。考虑到上述都是小有名气的店铺，则那些名不见经传因而未曾在书籍中留下相关店铺信息的小型刻字店恐怕还要出现得更早。换句话说，清代刻字业最晚到乾隆年间已经渐成气候，以独立并广泛开设刻字店的形式，告别了多年以来的松散游工状态，并逐步实现了与传统刻、售一体的书坊业的分离。
刻字店在经营模式上与传统的书坊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简单地说，刻字店面对的顾客主要是书籍的出版者，故其经营模式多受出版者委托而“承刻承印”，一般不负责书籍的销售；而书坊面对的则主要是书籍的购买与阅读者，其虽然也刊刻书籍，但最终目的是为了销售以谋求营利。从另一个角度说，书坊需要负责一部书籍从策划到刻印再到销售的全部过程，而刻字店则只承担刻印这一项流程，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行业细分的表现。换言之，在刻字业尚未从书坊业中分离出来之前，一些类似于“承刻承印”的需求实际上也是有赖于书坊而实现的。例如早在宋代，就已有官方委托书坊刻书的现象存在。毕竟在刻字店产生之前，除了鸠工至家外，只能委托书坊刊刻。这也是很多研究者并未将书坊与刻字店加以细分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刻工群体的日趋庞大与成熟，刻字业务逐渐从书坊中独立出来并转移至刻字店，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换句话说，即便刻字店并不是“承刻承印”业务的惟一承担者，但随着行业分工的细化，也必将成为其最主要的承担者。至清代晚期，甚至还出现了书坊将刻字业务外包给刻字铺的现象。事实上，现代出版业就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进化的。负责书籍全部出版过程的书坊演变为出版社，而刻字店则成为了专门负责排版与印刷的工厂。
——郑幸《清代刻工与版刻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