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国军军长叛变投敌，连长毅然归队八路军，十年后名字响彻全国，你知道他是谁吗？ 1934年二月，北平开往中原的军列冒着白汽哐啷而去，车厢里拥挤不堪。满目都是灰呢大衣的年轻面孔，有人低声谈论家乡的寒冬，有人紧握步枪发呆。没人高声言说，却都在心里盘桓同一个问题：满洲已陷落，南下到底是去干什么。 火车到保定时，一名瘦高的二十岁青年被点了名。他叫江潮，辽东穷苦出身，父亲早逝，母亲替人浆洗度日。读到高小便辍学的他闻讯从乡下跑来，从此把命运同这支衣衫褴褛却倔强不屈的部队绑在一起。入伍不过半月，他便被挑进学兵队；再过半年，士官学校结业，肩上缀起两颗黄铜小星，成了排长。战友私下咂舌：“这小子能耐不小。” 聪明、能写会算的军校生在军中吃香，可江潮心里的疙瘩始终解不开。九一八那年，东北丢了，他背井离乡，如今却奉命去对付在江西、福建转战的红军。“打自己的同胞，算什么本事？”晚上站岗，他时常盯着天空发愣，听得见远处炮声，也像听见母亲在炕头唤名的絮语。那股冲突感，如芒在背。 真实战火很快淹没了内心的辩论。1937年卢沟桥枪声一响，东北军调往冀鲁边区。罗圩子一仗最凶险。那天黄沙漫天，日军坦克压着烟幕突进，第一连不到半小时就折了小半。连长中弹倒地，血染黄土。江潮跳上掩体，握住冲锋号吼了声“跟我来”，带着二十余名残兵摸进庄稼地，兜到敌后，炸毁机枪点，切断退路。子弹打光，他竟抄起刺刀冲在最前。傍晚时分，日军被迫弃阵而逃。 这场硬仗让江潮成了师部通报的“奇兵”。更重要的是，德县城里秘密活动的地下党员记住了这个名字。那阵子，中共正紧锣密鼓地在国民党部队中做统战，尤其关注“打回东北去”的旧部。江潮这样的年轻军官，无论血性还是背景，都符合目标。有人借送药探视伤员的由头找上门，只留下一句话：“想真抗日的弟兄，总会找到并肩的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梦与现实的缝隙愈发显眼。1938年夏，江潮被吸收进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读《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夜里烛光闪烁，他抚着发旧的翻译本，嘴角却时常露出苦笑——枪响之后，兄弟连横尸荒野，而军报上却在歌颂“围剿有功”。 1940年正月，新的风声传来：所属五十七军的高层正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暗通款曲，准备“易帜自保”。营部小院里炸开了锅。有人骂娘，有人沉默，也有人悄悄收拾行囊打算跟着长官南撤。夜里点火盆取暖，副官低声问：“排长，真要当汉奸？”江潮咬着牙：“不能忍，再忍就是畜生。” 他的决断并非一时冲动。半年来，地下党已数次暗示：“华北有条新路，要走得快点。”他在日记里只写了四个字——“是夜当行”。二月廿八，月色惨白，哨兵瞌睡。江潮系好枪套，先让机枪组匍匐出营，再一个班一个班跟进，末了自己殿后。五十来号人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枯河滩。天亮时，身后已传出营长暴怒的枪声。 两昼夜跋涉，连队在冀鲁交界碰上八路军联络员。简单核对暗号后，伙食、弹药、伤员收容一应俱全。没多少欢迎仪式，也无豪言壮语，只是递过来一碗热粥、一条毛巾。有人喝得直抹眼泪。江潮站在破庙前，第一次向新同志敬军礼——那一刻，他脱离了旧番号，也结束了多年的心中纠结。 不久，部队被编进鲁中某支队，番号重排，军装换成灰呢，帽徽是一颗鲜明五角星。江潮升为营副，很快又承担起训练新兵的活。胶东海风呼啸，他教战士掷手榴弹、打伏击，还抽空抄写《新民主主义论》张贴在墙上。 不得不说，像他这样带着整连投过来的东北军军官并不多，但这股涓涓细流却在华北、山东汇成了江河。旧军队的顽强和新政党的理想一旦握手，便激发出顽强的生命力。罗圩子一战磨出的胆气，加上新信仰点燃的热血，让这支连队在此后的班庄、白彦突围中数次立功。 江潮后来晋升团长，再到东北解放战争、再到鸭绿江畔，都还保留着那本被汗水浸得卷边的《共产党宣言》。有战友拿起翻看，扉页只写着一句话：“长官可叛，山河不可弃。”新旧两种道路，他曾经选过一次，就再没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