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途经武汉时，特意向湖北领导关切地询问王盛荣近况如何？ 1957年4月的一天清晨，专列缓缓驶入武昌江岸站。跨过车门的毛泽东迎着湿润的江风，忽然对陪同的省委书记低声问道：“王盛荣近来可好？”一句询问，让站台上的工作人员都愣了神——在共和国的繁忙建设议程里，这位老工人出身的干部竟仍被最高领导人惦念。 武汉与王盛荣有不解之缘。1907年，他就在武昌码头的吵嚷声里降生。十岁不到便成了装卸苦力，日夜摸爬滚打，肩头常被麻绳磨破。彼时的工棚里，地下党人项英悄悄给孩子们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沉默寡言的王盛荣听得出神，没几年，他便在工运风潮中走上街头。二十岁加入共青团，旋即转为党员，从此把自己的人生嵌进动荡的时代齿轮。 真正让他进入中央视野的，是1927年“八七会议”期间的机要护送。毛泽东对这位瘦削小伙子记了个名，三年后在赣南，他俩再遇。一九三二年冬夜，毛泽东赴兴国调查归途遭遇反动民团埋伏，押车的正是王盛荣。枪火骤起，他一边组织反击，一边将毛泽东护进山凹。左腿被弹片划开，血一路滴。毛扯下棉衣帮他缠伤口，说：“先活下去，革命还长。”危急关头的情谊，后来多次在用人名单上起了决定作用。 延安岁月，王盛荣负责文工团整编，同事赵明珍常笑他“开会睡着，写材料却不打草稿”。两人把婚礼压缩到一顿杂粮饭、一张借来的军号，也算是革命情侣的常态。西安事变后，部队南下，他领着一支通讯小队进竹沟，白天做群众工作，夜晚搜集情报，把当地散兵游勇慢慢整合成游击骨干，湖北敌占区的抗日力量由此生根。 抗战结束，新任务接踵而来。1945年底他被调往齐齐哈尔，肩头既挂市委书记又兼警备区政委。物资匮乏，治安复杂，外加苏军撤离留下的烂摊子，矛盾如麻。1946年春的一次清乡巡查，他再次中弹，这回子弹烂在骨里，截肢成了唯一选择。手术后不到四十天，他拄着木腿出现在会议桌前，嘶哑的嗓子只吐一句：“事情没做完，躺不住。” 共和国成立后的风波更显沉重。1950年初，有匿名信指王盛荣在钨砂出口上“暗箱操作”。中央调查组连夜翻卷宗，周恩来看完材料，说：“此人问题不在贪腐，而在缺人手。”结果不用多说——同年夏天，他被派去粤赣边境清点矿石储量，任务是凑足一万吨出口额，换回必须的机床、坦克发动机。试想一下，当时国内连装卸设备都吃紧，他硬是借道香港，以矿换货，引入整船机械。年底任务达标，外贸部的报表旁悄悄夹着一张手写便条：经办人王盛荣。 也正因为这份“办得成事”的口碑，毛泽东在武昌站才会主动提及老朋友的近况。那次视察后不久，王盛荣奉调中南建筑工程局。走进仓库，他发现钢钉、铁丝过半靠进口，造价高得惊人。于是提出在湖北自建小型轧钢厂，用地方炼铁炉试产基础建材。有人担心“吃力不讨好”，他却自嘲：“我这条铁腿，正好来干铁的事。”一年后，丹江口边的第一炉钢水出铁，解决了三省基建用材紧逼的难题。 六十年代，人们在工地上常能看见一个拄拐的老人，满手铁锈地量尺画图。那就是时任省冶金厅厅长的王盛荣。他坚持“能用国产绝不用外货”，从矿石勘探、焦化到轧机配件，件件盯紧。遇到工艺瓶颈，他把师傅、技术员叫到工棚，炉边开会到深夜司空见惯。不得不说，他的强硬作风让不少人直呼“老牛”，可几条生产线硬是在土条件下运转起来，给南方钢材紧缺局面撕开了口子。 岁月最是无情。八十年代起，旧伤并发症频频发作，医生建议彻底休养。他把冶金厅工作移交完毕，才肯坐回家中小院。可每逢行业有难题，总有人推开他家院门请教，炭笔、图纸与放大镜仍旧不离案头。2006年冬，王盛荣在武汉病逝，享年九十九岁。葬礼简单，如他一生行事。然而，但凡到过鄂西北钢厂或曾在外贸档案里翻阅过那一长串钨砂数字的人，都忘不了这位出身码头的“独脚局长”。 回望王盛荣的踪迹，能读懂一种清晰的选人逻辑：在风雨中把人领出来，在和平中把事干到底。无论职级起落，也无论身形高瘦或疾痛缠身，只要能扛事、愿担当，总有人记得，也总有人惦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