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晚年蓄养大量年轻侍妾，来时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就被卖掉或转让，三年一换，雷打不动。68岁中风之后，他把最宠爱的侍妾樊素也送了人。樊素临走时问了一句：“人有情，马有情，难道主君独无情？”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穿了千年时光，到今天还让人心里发堵。 你说奇怪不奇怪，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是他，怎么到了自己家里，就变成了“三嫌老丑换蛾眉”的薄情郎？ 洛阳履道坊那十七亩大宅子，池塘竹林，歌舞升平，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讲究。 可这份讲究里头，藏着一套冰冷的规矩。每月十五，牙人押着新女孩进门，十四五岁，穿短襦，头发束成三小髻，嫩得像刚掐下来的柳芽。 白居易不急着看脸，先伸手捏捏腕骨，那动作跟挑马驹没啥两样。捏完点头，牙人堆着笑递上籍贯文书，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利索得像买一匹绢、一斗米。 这些女孩进府时还是孩子，养到十七八岁，脸上的胶原蛋白还没散尽呢，已经在被打包的路上了。 新人笑旧人哭，周而复始，白居易自己写诗承认：“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 春天听了十次黄莺叫，就嫌侍妾们老了丑了，要换一批新的。这话白纸黑字收在《全唐诗》里，赖都赖不掉。 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樊素一个小蛮。“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两句诗流传千年，到现在还是夸女人漂亮的经典。 可写诗的人呢，把她们当成了什么？樊素在白居易身边待了整整十年，人生最好的十年都给了他。 小蛮也是，从青涩到成熟，最好的年华都在那座大宅子里消磨。 你可能会问，白居易是不是天生就这么冷血？还真不是。 他年轻时候在感情上栽过大跟头，有个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叫湘灵，两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可他老娘死活不答应，嫌湘灵家门户低。这段感情成了他一辈子的痛，后来写《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里头有多少是对自己爱情的投射？ 那为什么老了就变了个人？58岁那年，白居易因为党争被贬，从此对官场心灰意冷，主动请求分司东都洛阳。 离开了波谲云诡的朝堂，他开始追求及时行乐。在他看来，政治抱负实现不了，人生苦短，不如好好享受当下。蓄养侍妾在唐代士大夫阶层是普遍现象。 更关键的是，在那个时代，侍妾的地位跟牲畜、财物没啥区别。她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转让、赠送。 白居易觉得自己的行为理所当然，社会风气也这么认为。可问题来了，人不是物件啊，相处久了会有感情，会依赖，会舍不得。 68岁那场中风成了转折点。半身不遂的白居易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更别说照顾这些侍妾了。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今多病，腰脚不遂，不能复与樊素辈游，恐误其青春，故遣之去。”从他的角度看，送走樊素是为了不耽误她的青春，是一种“仁慈”。 可他忘了，樊素已经在他身边待了十年，早把他当成了依靠。 听说要被送走，樊素跪在地上哭：“主君生病，我愿意留下来照顾您。”白居易执意不肯，不仅送走樊素，连最心爱的那匹白马也要卖掉。 马夫牵着白马离开时，那马回头嘶鸣，声声不舍。 樊素看着这一幕，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说出了那句千古质问：“人有情，马有情，难道主君独无情？”马都知道留恋主人，人呢？伺候了你十年的女人呢？ 白居易仰头叹息，命令马回人返。可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他还是按原计划把人都送走了。 樊素走后，白居易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常独自坐在窗前，看着空荡荡的庭院。 他写了很多诗怀念她们，字里行间满是悔恨和思念。“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一切都晚了。 三年后，白居易在洛阳病逝。那些被他送走的女孩们后来怎么样了？ 史书没记载，大概率是嫁作他人妇，或者继续在别的富贵人家流转。她们的命运像水上的浮萍，漂到哪里算哪里。 现在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心情特别复杂。 我们不能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苛责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那个时代女性命运只能依附于男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美化他的行为。 那句“人有情，马有情，难道主君独无情”的质问，穿越千年依然锋利，它照见的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悲哀。 白居易的矛盾就在这里，他既能写出最动人的同情，也能做出最冷酷的决定。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伟大与渺小，深情与薄情，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没有非黑即白的简单评判。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时代怎么变，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永远不会变。 马尚且知道留恋，人又怎能无情？樊素那一问，问的不是白居易一个人，问的是所有把他人当物件看待的心。 千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讨论这个故事，说明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你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