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5岁女红军被敌人抓住，正要被砍头时，一名敌军官走上前捏住她的下巴："她，我要了。"说着，一把将她扛起来，转身就走。 这个女孩叫吴珍子，四川通江人，11岁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做过护士，跟着部队过草地，一路打到河西走廊，战斗到子弹打光被扑倒抓获时，已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二营的排长。 1937年3月，甘肃临泽，马家军298旅把几十名俘虏押到空地上，一个军官端着马鞭审问，不配合的直接拉去行刑。 吴珍子被按在长条凳上，刽子手端酒喷在鬼头刀上，刀举起来了。人群后方走出一个穿呢子军装的男人，正是298旅参谋长韩德庆，韩德庆俯身看了吴珍子一眼，打断了行刑，把人扛离了刑场。 但1937年3月被俘的女红军，远不止吴珍子一个。那一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溃败，让妇女先锋团的一千多名女战士陷入了各自截然不同的处境。 同一时期，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在临泽附近的激战中身负重伤，弹尽之后被马步芳的部队抓获，押送到青海西宁关押。 吴富莲时年24岁，到了西宁，马家军的高级军官轮翻登门劝降，许诺只要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便给优厚待遇，甚至安排与国民党军官结婚。 吴富莲一个字都没答应，每次都直接拒绝。马步芳见软硬都不管用，改用酷刑。牢房里没人帮得上，吴富莲在西宁狱中发起绝食，后来以吞针的方式明志，1937年春在西宁狱中牺牲，年仅25岁。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用这句话形容吴富莲，一点不过。 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遭遇和吴富莲不同，但同样艰难。1937年3月，石窝会议之后，王泉媛率妇女团余部断后，在祁连山里转了好几天，粮食断了，弹药也告罄，最终被马家军搜山部队发现，押往西宁。 马步芳把被俘的女红军分配给部下，王泉媛被一名马家军团长强行扣押，在那处宅院里熬了将近两年。 1939年春，趁对方外出，王泉媛在一名当地藏族妇女的暗中相助下翻墙逃出，一路靠讨饭往东走，辗转数月，到了甘肃兰州，找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办事处对王泉媛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当时党内有规定，离队时间过长、在敌营有过复杂经历的人员，须经严格审查才能归队，当时条件不足。 工作人员给了王泉媛五块大洋，让她自行回乡。这一幕，与吴珍子当年在同一个办事处碰壁的处境几乎相同。 王泉媛只得靠乞讨一路向南走，走了好几年，才回到江西吉安老家。回去之后周围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就以普通农妇的身份生活下去，日子这么一年一年过了几十年。 直到1989年，经党史工作者多方走访核查，以及朱德夫人康克清等原西路军幸存老战友出面证明，王泉媛才正式恢复了党籍，被重新确认为红军老战士的身份，从被俘算起，前后将近半个世纪。 西路军中还有一位级别更高的女性——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浙江桐乡人。 1937年春西路军溃败时，张琴秋刚生产不久，体力极差，部队打散后在祁连山中坚持了十几天，最终被俘。 为了隐蔽身份，张琴秋把自己弄得满面污泥，换上一件破烂羊皮袄，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自称是后勤炊事员，名字叫"苟秀英"，靠这层伪装在西宁战俘营里撑了数月。 后来，战俘营里出现了一个叫赵耀华的叛徒，为了赏金向马家军指认了张琴秋的真实身份。马步芳随即将张琴秋单独关押，随后押送南京，关进国民党"首都反省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随即开始，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谈判。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就被关押的红军干部问题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 同年秋末，日军大军压境、即将逼近南京，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松了口，张琴秋获释，随即被接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之后安全转往延安。 吴富莲、王泉媛、张琴秋，加上吴珍子，1937年的河西走廊，这几个名字背后站着的，是整整一千三百多名妇女先锋团的女战士。 马家军的包围圈合拢的那一刻，她们面对的是同一把刀，往后的路，每个人走得都不一样，但没有一个人是轻巧过来的。那段历史，离今天并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