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时，四川人口146万，但成都平原以南的各族人口却大大发展，而且还时不时反叛，于是朱元璋选择了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万历6年四川人口才达到310万人）对川滇交界和贵州的乌蛮下重手剿灭，对于敢反叛的乌蛮等各族动辄斩首上万，明军还深入崇山莽林进行穷剿，“次第搜捕林箐诸蛮”，“遣兵捕击，悉平之”。 明初的西南，最麻烦的不是一座城池，而是一条条山路。四川刚归入明朝版图，人口底子并不厚，《明史》记洪武二十六年四川有口一百四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八，到万历六年，才增到三百一十万二千零七十三。 朱元璋看得很清楚。洪武十四年，也就是1381年秋，他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进取云南。 作战路线不是随便定的：一军从四川永宁趋乌撒，大军从辰州、沅州入贵州，再压向普定、曲靖。曲靖被视为云南咽喉，拿下这里，滇池一带才会松动。 明军攻下曲靖后，梁王势力崩溃，云南府城很快归明，大理也随后被攻破。可战争没有到此结束。 川滇黔交界的山地部族和土司势力，过去长期各据一方，旧势力、元朝残余和地方寨堡交织在一起，明军一撤，叛乱就可能再起。这些话放到今天读，不能只当成热闹的古代战报。 所谓“蛮”，是古代文献里的称呼，不能简单套到今天任何一个民族身上，更不能拿来制造偏见。明初的冲突，本质是中央王朝建立边疆秩序时，与地方割据、土司武装、旧元残部之间的硬碰硬。 教育也是一条线，洪武二十三年，乌撒、乌蒙、芒部等土官子弟入监读书，这个动作看似温和，其实分量不轻。朝廷希望下一代地方首领能懂明朝制度，减少单靠刀兵维持秩序的成本。 至于南诏、大理旧文献大量散佚，确实是研究云南古史绕不开的遗憾。 可以肯定的是，明初战争和制度重建之后，南诏、大理旧有政治文化体系受到重大冲击，许多地方记忆转入碑刻、传说、寺塔和民间习俗中保存。 如今云南大理正在推进苍洱古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大理古城被明确视为南诏、大理国都城遗存的重要承载地，三月街、崇圣寺三塔、博物馆群都被纳入保护利用思路。巍山方面，2026年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提到，巍宝山是古南诏国发祥地，巍山古城至今保持着600多年前的棋盘格局和街巷肌理。 规划还强调真实性保护，不能拆真建假。今天谈明初西南，不该只是谈征服，也要看到历史遗产如何被重新整理和保护。 我认为，朱元璋处理川滇黔交界问题，确实体现了明初中央政权的强硬一面。乱世刚结束，朝廷最怕边地反复失控，所以用兵、设卫、屯田、修路、兴学一齐推进，效果很明显。 但在我看来，历史不能只用“有效”两个字概括。强力统一带来了秩序，也带来了伤痕；制度进入边疆，改善了交通和治理，也改写了许多地方原有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