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士圈里出过不少怪人，但怪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肯好好用、偏给自己取个骂名的人，恐怕只有龚半伦一个。 所谓“半伦”，说的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他去了四伦半，只认一个小妾，所以只剩了半伦。 一个人要狂妄到什么程度，才敢这样公然践踏世间一切人伦纲常？ 龚半伦本名龚橙，字孝拱，生于嘉庆二十二年，是晚清大诗人、思想家龚自珍的长子。 龚自珍不光是一代文豪，更是家藏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 龚半伦自幼就在这座书山里泡大，天资又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少年时代便显出了过人的学问根底。稍长随父入京，又学会了满文、蒙古文、唐古特文，后来流落上海，更学了一口流利英语，在英国公使威妥玛面前开口说英文时，连英国人都吃了一惊。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里曾劝儿子踏实用功，做点实在学问，但老父亲这番话显然是白说了。龚半伦去考了一回科举，没考上，当场断了这个念想，终身不再应试。 这种脾性其实是有来历的。龚自珍自己就不是什么温良恭俭让的人，年轻时也是风流自喜、目中无人，对父辈叔辈的文章统统看不上，常骂叔父“不通”、父亲“半通”。 龚半伦倒好，不但原样继承了这股狂傲劲儿，还来了个全面升级。龚自珍死后，龚半伦接手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每回动笔之前，先把父亲的牌位供在案头，旁边放一根竹鞭。改到得意处，礼拜赞叹；改到不满处，举起竹鞭照着牌位就敲，口中念叨：“某句不通，某字不通。因为你是我的父亲，我才为你改正，使你不致欺蒙后人。” 后世有人开玩笑说，龚自珍的诗文能传下来，他这儿子也算是出了大力——只是谁也说不清，那些流传的句子里头，到底有多少是龚自珍的原笔，又有多少是龚半伦代笔修订的。 对父亲尚且如此，对其他亲人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结发妻子和两个儿子长年住在上海，跟他同在一个城市，可十几年间他从不跟妻子见面，连信都未通一封，两个儿子主动登门看望他，被他骂出门去。 同胞兄弟龚念匏，他视同陌路，多年不来往。 他把全部的感情，或者说仅剩的那一点人性，都放在了一个小妾身上。这小妾据说是沪上名妓，被他专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也就是“五伦”之中他唯一认下的“半伦”。 这种人当然不会安安分分过日子。中年之后，龚半伦的家境急转直下，最窘迫的时候靠变卖父亲留下的藏书和字画为生，但他花钱的做派一点没收敛，照样挥金如土。 李鸿章爱惜他的才华，每月派人送去两百两银子接济他，他拿到钱转身就去吃喝嫖赌，日子照旧过得像个阔少。后来李鸿章这条路断了，一个叫杨墨林的富豪继续供着他，杨墨林死后，他彻底没了靠山，这才沦落到替英国人打工谋生的地步。 正是在上海，他被英国公使威妥玛招入幕府，做了翻译和秘书。威妥玛对他极为赏识，行动有护卫跟从，西人见了都恭恭敬敬喊他“龚先生”。一个饱读诗书的大才子，最终靠给洋人当差混饭吃，这本身就够讽刺的了。 但更致命的还在后面。 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民间开始传一个说法：给洋人带路的就是龚半伦。 有的说他是为了给父亲报仇——龚自珍生前被满人排挤，暴毙于丹阳，龚半伦怀恨在心，借洋人之手毁了大清的皇家园林。 有的说得更有戏剧性：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有人认出火光中那个穿洋装、指挥放火的身影，当场质问他，他回头厉声喝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 野史笔记载得活灵活现，小说更是添油加醋，曾朴在《孽海花》里直接把他塑造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汉奸，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也照样拿他当反面人物大书特书。 但是如果认真去核对史料，就会发现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给洋人带路的最早记载，是清末小说家杨圻1897年写的《檀青引》，可人家写得很清楚，带路的是“奸民李某”，后来被朝廷抓了处死，家产充公。 “李某”和“龚某”，读音、字形都差得远，八竿子打不着，那怎么会把帽子扣到龚半伦头上呢？ 关键转折点出在王闿运的圆明园长词，他在自注里含糊提了一句“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之名，遂先纵火”。 这句“贵族穷者”后来被辗转附会，一路演化，最终锁定在了龚半伦身上。 不过话说回来，他虽然未必亲手领着英法联军进了圆明园，却也绝不是清白之辈。 当英法联军的兵船驶入天津时，他正好就在英国人的船上。在民族蒙难、京城沦陷的时刻，一个中国人出现在侵略者的阵营里，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够让天下人戳脊梁骨了。 据说恭亲王奕訢在谈判席上碰见他，当面质问：龚橙你世受国恩，为何为虎作伥？龚半伦面不改色，厉声答道：“我父亲不得入翰林，我穷到靠外国人糊口，朝廷于我龚氏，何恩之有？” 这话狂悖到了极点，却也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逻辑——他不是汉奸，他是什么都不认。 龚半伦晚年彻底落魄，钱花光了，书卖尽了，精神也垮了。 朋友赵烈文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最后的惨状：贫困潦倒，言行失常。传说他染上梅毒，病毒侵入大脑，最后以疯癫之态死去。 有人叹他“晚年卒以狂死”，这句话既可作一句判词，也可作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