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黄炎培致电毛泽东催还欠款，毛泽东风趣回应：你不够朋友但确实够英雄吗？ 1936年春末，上海一间灯火微暗的书斋里，黄炎培举着放大镜对着一幅《兰亭序》摹本反复端详。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二十多年后，这幅字帖会与中南海的一通电话发生奇妙交集。黄炎培的行止，总离不开“信”这个字：对学问守信，对朋友守信，对国家更守信。 光阴流到1945年。国共和谈摇摇欲坠，延安那边发出《论联合政府》，在政界激起水花。黄炎培读罢文章，只身飞往陕北求证。他走进窑洞，看见纺线的女工与战士同灶吃饭，看见干部在夜里点着煤油灯讨论土改细节。夜谈时，他直言担忧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毛泽东回答，“让人民来管我们”。这几句话为后来奠下了最坚固的相互信任。 重庆的《延安归来》一书面世不到一月，国民党特务就上门砸窗。黄家的书架被翻得乱七八糟，那卷摹本幸而逃过一劫，却深深提醒他：与谁同行，往往需要付出代价。1949年，次子黄竞武因护黄金归公遭暗杀，噩耗传到北平，周恩来当夜去见黄炎培，两人沉默良久，无言胜有言。 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出头的黄炎培走进政务院。从教书到治国，跨度惊人，他自嘲“老太婆学步”，却天天翻阅工业统计表直至深夜。抗美援朝爆发，他一面和资本家朋友据理力争，一面替政府筹集物资。有人问他怕不怕失去昔日商界的便利，他只抛下一句：“国家元气更要紧。” 1951年初，他带着百岁高龄的拐杖去了苏南。泥田里，黎明薄雾未散，老人在田埂边俯身问：“分到地，你们心里踏实吗？”农民憨笑点头，又诉说干部拉偏架的烦恼。回京后，他递上万字报告，请务必纠偏。文件传到主席案头，批示只有六字：“此言当细读。” 1953年统购统销初起波澜，“闹粮”风声传来。黄炎培再次主动请缨下乡。毛泽东写条子提醒：“多看多问，勿偏信。”六月酷暑，老人挤在绿皮车厢里，喝凉水，蹲田头。结果表明，多数所谓闹粮不过旧势力搅局，农民并未动摇。返京那一晚，黄拍着桌子说：“差点误了大事，是我狭隘。” 时间推到1959年。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事务稍减。黄炎培想起当年那幅字帖，决定兑现当初一个月归还的口头契约。三次托秘书打电话，值班员尹荆山都回话：“主席正批文件，稍后回复。”第四次，电话直通毛泽东。老友之间没寒暄，黄只说了一句：“约定已过九日，字可归位否？”对面传来朗声大笑：“你这人，欠你半尺纸都不行，不算朋友，倒成英雄了。”当晚八点，卫士把字帖完璧送至黄府，外加一筒毛笔与半包杭菊，“敬请先生夜读，不可熬更。”纸短情长，诚信的分量却重过千钧。 这之后，黄炎培身体渐弱。1955年住院期间，他仍记挂个体工商业改造，病榻上写信建议分行业分类推进。毛回笺，字迹遒劲：“光复自珍，静养为重。”两年后，商改基本完成，黄望着窗外梧桐，淡淡一笑：“总算没让那句话落空。” 1961年“五一”联欢晚会散场时，已是杵拐的耄耋长者缓步走出人民大会堂。有人搀他，他摆摆手，自言自语：“信如磐石，方能立人。”说罢，掏出怀里那支当年毛所赠的毛笔，在车窗下写了四个大字：慎终如始。 黄炎培次年离世。整理遗物时，子孙在抽屉里发现一张泛黄的便笺，上书：“欠信于人，何来立国？”旁边正是那卷《兰亭序》摹本，纸色微暗，却毫无折痕。它静静躺着，仿佛在替主人继续提醒后人：契约二字，不可轻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