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地下党员吴群敢前往指定地点接头，突然发现对方是国军中将，大惊之下脱口而出：“父亲，您怎么在这里？” 南京颐和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吴群敢看着眼前身穿黄呢大衣、肩批两颗将星的国民党监察局中将吴仲禧，一时无法反应过来。 吴仲禧眼神平静，按住吴群敢因震惊而发抖的手，顺手推过去一个铁皮茶叶罐。十分种的短暂寒暄后，吴仲禧起身离开咖啡馆。吴群敢走在街道上，回到旅馆倒出茶叶罐里的情报，里面塞满徐州剿总兵力部署的精细图纸，炮兵阵地与铁路枢纽标记分明。 吴群敢这才明白，平时做派严厉的父亲，竟是隐藏极深的中共秘密党员。其实吴仲禧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就在老友王绍鏊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群敢不知道的是，就在这场父子南京接头的前夕，吴仲禧险些遭遇极大的危险。 抗日战争刚胜利后的南京城内各派系争斗极为严重，军统局要员蔡劲军为了铲除异己并进行政治打压，突然向国防部实名举报吴仲禧在担任中将监察官期间贪污渎职。 这种罗织罪名的手法在国民党内部屡见不鲜，一旦案件交由军统局进入审理程序，吴仲禧必然要面临各种严刑拷打，吴仲禧苦心经营多年的地下党员身份极有可能彻底暴露，连带整个情报网络都会遭受破坏。 情况危急之时，时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的吴石出面干预。吴石利用自己在国防部高层的广泛人脉关系，直接以查无实据为理由把蔡劲军的案子压了下去，将吴仲禧从军统审讯室的边缘拉了回来。 吴石当时以为只是在搭救保定军校的同窗老友，吴仲禧却清楚，这不仅是救命之恩，更是开展后续工作的绝佳切入点。 脱险后的吴仲禧刻意安排吴石前往上海林亨元家中，与民主促进会负责人王绍鏊进行秘密会面。 提起王绍鏊，吴仲禧的情报工作渊源甚至要追述到十二年前。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遇重大失利，党中央决定突围开启长征。 阻挡在红军将士面前的第一道关口就是占据广东的军阀陈济棠。吴仲禧当时因参加福建事变被蒋介石下令通缉，被迫居住在广州。吴仲禧察觉到陈济棠与蒋介石存在严重分歧，陈济棠绝不想把手里的部队消耗殆尽。 吴仲禧立刻动用自己在粤系军政界积累的私人关系，把秘密党员王绍鏊引荐给陈济棠。经过这番关键的会谈，陈济棠派出代表赶赴赣南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展开秘密谈判。 陈济棠最终下达命令给红军借道放行，使中央红军以极小的伤亡顺利通过了粤北防线。 凭借这些过往的经历，吴仲禧做起吴石的思想工作极为顺畅。吴仲禧与吴石曾在1940年于韶关第四战区重逢，当时吴仲禧担任军务处处长，吴石担任中将参谋长。 吴仲禧深知吴石对国民党内部腐败早有强烈不满，吴石甚至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演讲，认真阅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48年春夏之交，吴仲禧正式介绍中将吴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初，渡江战役爆发前夕，吴石将一份绝密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交到中共地下党员何康的上海寓所，图上连国民党江防团级单位的番号都标记明确。 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拿到这分情报后，直接确定了解放军渡江的主攻方向。同年，白崇禧和陈诚计划将国防部五百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运往台湾。 吴石得知自己即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便以福州距离台湾和南京距离适中为借口，建议将五百箱档案暂移福州。吴石赴福州上任后，直接把这批绝密档案原封不动地移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8月14日，台湾方面突然发来急电，蒋介石命令吴石立刻携带家眷前往台湾，并委任国防部次长。接电后，吴石立刻赶赴香港，找到单线联系人吴仲禧。 吴仲禧深知前往台湾极度危险，极力劝说吴石留在大陆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回绝，吴石认为自己入党时间太晚，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决心利用新的职务获取更多核心高层机密。 吴石带着中共华东局赋予的密使一号绝密代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飞往台北的航班。 抵达台湾后，吴石升任参谋次长，每逢周末下午四点，吴石就会与化名陈太太的中共特派员朱枫在台北市青田街的公馆接头。 大量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从香港源源不断地送往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