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军少将决定将10万支步枪、数百万发子弹交给一个地下党员，但提了3个条件，只需满足其中之一即可！ 主要信源：（中国宝应网——缅怀革命先烈坚守初心使命”——华克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整个上海陷入一种诡异的混乱。 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权力出现了真空。 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时难以接管，便命令当地的日伪军继续“维持秩序”，尤其严防武器落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手中。 对于奉命即将撤回江北解放区的地下工作者华克之而言，这座城市在撤离前似乎还藏着能为部队带去宝贵礼物的机会。 新四军的装备匮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炸药多数还是威力不足的黑火药，枪支弹药也常常捉襟见肘。 华克之将目光投向了日军遗留的军火仓库。 通过商人郑德升的牵线，他接触到了日本海军驻上海军火仓库的负责人冈田少将。 这位冈田少将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死硬分子，战败对他而言是巨大的打击。 他内心充满对回国受审的恐惧，同时对即将接收上海的国民党政权充满鄙夷，对所谓的“共产主义赤化”更是深怀抗拒。 华克之弄来一身国民党中将的军服和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轿车，以国民党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内部“少壮派”代表的身份，堂而皇之地拜访了冈田。 他没有谈论投降或接收，而是以一种“志同道合”的语气，表达对共党过于软弱的不满，声称自己所属的派系决心要与共产党力量一决高下。 这番说辞巧妙地迎合了冈田残存的军国主义执念和反共情绪。 在华克之精心编织的“共同事业”愿景下，冈田仿佛看到了一条既能延续其对抗共产主义理想，又能为自己谋求出路的途径。 冈田当即表示，愿意将仓库内储存的十万支步枪和数百万发子弹，全部交给华克之代表的“反共力量”。 这批装备足以武装数十万人，对当时的新四军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 当华克之与冈田一行人兴冲冲地前往存放步枪的主仓库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碍。 负责具体保管的日军仓库管理员，一位恪守条例近乎刻板的军曹，坚决拒绝开启库门。 他搬出了上级的严令，军火必须移交中国国民政府。 他对着冈田和华克之，生硬地提出了放行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之一。 要么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亲笔手令，要么有重庆国民政府的正式接收文件，最次，也需有南京伪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证明手谕。 这三个条件像三把铁锁，封住了通往这批步枪的道路。 前两者根本无从下手，华克之曾连夜赶赴南京，试图从与中共有过联系的周佛海处获得帮助。 但此时的周佛海已处于军统严密监控之下，自身难保，不敢签署任何文件。 眼看计划在成功的边缘搁浅，华克之并未在冈田面前表现出丝毫焦虑。 反而以“国军中将”的身份表示理解对方的难处，言语间流露出合作可能因此夭折的遗憾。 这种以退为进的态度，让急于促成此事以证明自身价值的冈田倍感压力与愧疚。 或许是为了弥补“主仓库”无法开启的过失，冈田将华克之拉到一旁，压低声音透露了一个秘密。 在他个人直接管辖的一个小仓库里，秘密储存着一批不为人知的“私货”，就藏在仓库地板之下。 这批物资无需任何繁复手续，他可以全权处理。 他所说的“私货”，是540箱高效能的黄色炸药，以及194挺崭新、尚未启封的九六式轻机枪。 对于极度缺乏烈性炸药和自动火力的新四军兵工厂及部队而言，这批物资的价值，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那十万支步枪。 黄色炸药是提升炮弹、地雷威力的关键，而崭新的轻机枪则将极大增强部队的正面火力。 获取方式确定后，行动迅速展开。 几辆道奇卡车开进了位于静安寺附近的日军仓库区域。 这个地点极具风险，对面是国民党的中央社，隔壁就是国民党的空军办事处。 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民党机构的眼皮子底下，一群日本士兵在华克之的指挥下，默不作声地将一箱箱炸药和机枪搬上卡车。 过往的国民党特务和巡逻队，看到是日军在向“国军”移交物资，并未起疑，这出“借壳运货”的戏码得以顺利上演。 装载完毕的车队立即驶向城外，目标是将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 华克之亲自押车，在行驶至金山卫以北约十公里的张堰地区时，车队遭遇了拦截。 拦路的是军统头子戴笠麾下的“忠义救国军”一部。 这群特务警惕性较高，他们对华克之出示的“第五战区”证件不予认可，强硬要求查验其顶头上司马志超的手令。 此时，任何言语周旋都已无效，且随时可能暴露真实身份。 千钧一发之际，华克之果断拔枪射击，将为首的军官击毙。 枪声打破了僵局，也引来了追击。 后面的“忠义救国军”士兵驾车架起机枪猛追。 危机时刻，车上刚刚得来的“礼物”发挥了作用。 押运的地下党同志迅速撬开木箱，取出崭新的九六式轻机枪，依托卡车向追兵猛烈还击。 历经险阻，这批珍贵的军火最终安全抵达苏北解放区。 当陈毅等领导看到堆积如山的炸药和闪着寒光的崭新机枪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