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说西方一卡脖子，中科院、清华北大的某些高人，张口便是“差距太大”、“一百年

项立刚说西方一卡脖子，中科院、清华北大的某些高人，张口便是“差距太大”、“一百年也追不上”。 反观工信部底下的那帮企业，一声不吭，转头就进了实验室。拼命去研究，努力填补空白，从来不说我不行，有困难就上，国家有需要就想办法突破。看来象牙塔里的众生们享受红利太多了，得了软骨病。 咱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场景——有些人遇到难题，第一反应是摆数据、讲困难、论条件，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这事儿成不了”的凉气； 另一些人呢，二话不说挽起袖子，从螺丝钉开始拧，从代码第一行开始敲。你说这是能力差距吗？未必。有时候就是那口气，那股劲，差在了骨头上。 象牙塔里待久了，容易养成一种“解释性思维”。遇到问题，先分析它为什么难，为什么我们不行，国际领先水平到了什么程度。分析来分析去，自己先泄了气。 这不是说分析不对，但分析和行动之间，如果只剩下分析，那就成了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反过来看企业里那帮兄弟， 他们没时间长篇大论，卡脖子摆在眼前，机器等着运转，产线不能停摆，除了咬牙往上顶，没有第二条路。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是“解决性思维”——不问行不行，只想怎么行。 其实咱们都明白，高校和院所里不是没有硬骨头。多少老师学生一样在实验室通宵，一样在啃硬课题。可为什么偏偏给人留下“软骨”的印象？ 问题或许出在某种氛围里：评价体系盯着论文帽子，资源分配围着圈子转，久而久之，有些人学会了“精致地逃避”——用专业的术语包装困难，用学术的姿态回避实战。这病不在手脚，在心态。 但把板子全打在象牙塔身上，也不公平。企业有企业的战场，实验室有实验室的使命。咱们真正该警惕的，是那种弥漫在各个角落的“未战先怯”的文化病毒。一遇到封锁，一碰到难关，还没交手，心里先矮了三分。这病，才真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