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狼狈西逃住进山西首富家。临行时，慈禧让乔家借她10万两，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30万都行，但您得拿一样宝贝换。”乔致庸细说要求，慈禧大笑：“这有何难！” 那时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离宫，一路向西奔逃，早已没了往日太后的威严与排场。出逃时太过仓促，带的银两本就不多，一路上几百人的队伍吃喝住宿、打点地方，花销根本省不下来，刚进山西境内，银子就快见底了。 慈禧一行风餐露宿，常是粗茶淡饭，甚至有时连热饭都吃不上，这般窘迫，是她在紫禁城生活几十年从未有过的。等抵达祁县时，随行人员个个疲惫不堪，慈禧也面色憔悴，满心都是焦灼，盘缠耗尽的难题像块巨石压在她心头。 山西祁县的乔家，彼时已是晋商里的顶尖大户，乔致庸执掌家业多年，把票号、商号开遍南北，家底厚实，是实打实的山西首富。慈禧一行要在祁县落脚，自然盯上了财力雄厚的乔家，地方官员提前给乔家传了话，乔致庸不敢怠慢，早早把乔家大院的东跨院收拾干净，铺红毡、挂灯笼，备好精致膳食，把慈禧一行人安置得妥妥帖帖。住了几日，慈禧见乔家办事牢靠，又富足阔绰，便让李莲英传话，想借10万两白银作西行盘缠，承诺回京后让户部如数归还。 这话传到乔家，上下立刻议论纷纷。不少掌柜和伙计都觉得不妥，战乱年月，朝廷自身难保，这10万两借出去，大概率是有去无回，纯属打水漂。也有人说，皇家开口，拒绝便是得罪，日后恐遭祸端，不如少借点，应付过去就行。 唯独乔致庸沉默许久，心里早有了盘算，他清楚，这不是普通的借贷，而是乱世里一场关乎家族未来的博弈。乔家虽富，可在官府面前终究是商人，常年要应付各级官吏的摊派勒索，若是能借这次机会，和皇家搭上一层特殊关系，往后便能少受很多刁难。 所以当慈禧当面提出借10万两时，乔致庸没有犹豫，直接跪地叩首，说出了愿意奉上30万两的话，这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要知道30万两白银，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足够普通人家衣食无忧过几辈子，就算是乔家，凑齐这笔钱也得调动好几处商号的储备。慈禧也愣住了，她见过趋炎附势的人，却从没见过主动加价送钱的商人，心里难免犯嘀咕，乔致庸这般大方，索要的宝贝定然不一般。 等慈禧追问要换什么宝贝时，乔致庸才缓缓说出，不求官职、不求土地，也不求金银赏赐，只恳请慈禧亲笔题写“福种琅嬛”四个大字，制成匾额赐给乔家。这话一出，慈禧悬着的心顿时放下，随即大笑起来，她本以为乔致庸要的是奇珍异宝或是高官厚禄，没想到只是四个字的墨宝。对她而言，提笔写字不过是举手之劳，根本算不上难事，当即就让人备好宣纸、研好墨，挥毫写下这四字，笔锋虽不如平日在宫中专研时精致，却也透着皇家的气派。 这笔交易很快落地，乔家迅速凑齐30万两白银，派人护送交给慈禧，解了她西行的燃眉之急。而那块“福种琅嬛”的匾额，从此就挂在了乔家大院的正厅，成了乔家的“护身符”。 往后数年，山西各地官吏再不敢随意对乔家摊派勒索，甚至对乔家多有照拂，乔家的生意在乱世里反而愈发稳固，这份四字匾额的价值，远比30万两白银要珍贵得多。乔致庸的这笔买卖，看似吃亏，实则极具远见，也尽显晋商在乱世中谋生存、求发展的过人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