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去世之后，已经高龄的孔令仪做主把她生前居住过的房屋和使用过的一些器具拿出来拍卖，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指责她不懂对传承、对珍贵历史的保护。 佳士得的拍卖厅里，三百多件物品摆在展柜中。宋美龄戴过的珍珠项链，用餐时使用的银质刀叉，书房里的紫檀木书桌，墙上挂着的山水画卷，都在标签上写着同一个来源："蒋经国夫人遗产"。 拍卖会定在3月17日，消息传出后，台湾几家报纸的编辑部陆续接到读者电话。有人直接问："这些东西怎么能卖？" 孔令仪的助理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电话从清晨六点响到晚上十点。孔令仪本人只接过两通，一通来自台北的亲戚，一通来自纽约的律师。 她对律师说："该缴的遗产税要缴，该付的公寓管理费要付，账目都在这里。"她让律师把明细传真给所有询问的人。 拍卖图册上的数字很具体。那套瓷器估价八千到一万二千美元，实际成交价两万四千美元。 书桌估价三万到五万，最后拍了八万八千美元。孔令仪对这些数字记得清楚。 她向一位登门采访的记者摊开账本：曼哈顿这处公寓每月管理费四千七百美元，宋美龄生前最后三年的医疗费用总计六十八万美元， 遗产税按当时纽约州税率计算要缴纳四百二十万美元。她说："这不是讲故事，是算账。" 台北的宋家后人宋仲虎写了封信，这封信用平邮寄到纽约，走了二十三天。信纸上是打字机敲出的字迹，没有手写签名。 信里列举了几件事：一九九五年宋美龄搬离这处公寓时，确实说过有些东西留给晚辈。 信末问了一个问题："这些物品是否考虑过捐赠博物馆？"孔令仪让人复印了这封信，附上自己的回复，一起存放在律师事务所。 她的回复很简短：考虑过，但博物馆不愿承担运输和保管费用。 拍卖前一周，台湾《联合报》的记者专程飞到纽约。他们想看一眼那套著名的旗袍，但展柜里没有。 孔令仪的律师解释说，大部分旗袍在洛杉矶的仓库里，潮湿导致霉变，处理成本过高，已经按普通衣物处理了。 记者追问处理细节，律师摇头："这是私人财产处置。" 拍卖当天，到场的人比预计的多。有收藏家，有历史爱好者，也有几个从台湾赶来的中年人。他们举着号牌，但大部分物品最终被欧美收藏家买走。 一位法国商人买走了那套银餐具，他说要把它们摆在普罗旺斯的庄园里。一位纽约地产商买走了书桌，准备放在新装修的办公室。 风波在拍卖结束后两个月达到顶点。台湾某民意机构的委员召开记者会，会上展示了几张照片，是宋美龄1943年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场景。 委员说："这些历史见证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孔令仪没有回应。她的邻居说，那几天看到孔令仪在公寓楼下的面包店买吐司，神情疲惫。 事情在2005年底出现转折。北京某博物馆通过中间人联系孔令仪，表示愿意收购剩余未拍出物品，并承担运输费用。 孔令仪答复说，剩余物品不多，主要是些日用杂物，如果博物馆坚持，可以优先转让。这份回复的传真件，现在存在博物馆档案室里，编号2005-民-037。 这件事让人想起另一个细节。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他的手表、钢笔等遗物由邓颖超保管。 1988年，这些物品全部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当时邓颖超只说了一句："该回家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张学良身上。 2001年他在美国夏威夷去世后，家属将部分遗物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部分交给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整个过程安静有序，没有媒体报道，也没有争议。 孔令仪在2008年去世，终年九十三岁。 她的律师在处理后事时发现，拍卖所得的绝大部分款项，在扣除各种税费后，分给了宋美龄生前指定的几个教会学校和医疗机构。 其中一笔二十二万美元的捐款，转给了纽约一家癌症研究中心，用于老年妇女乳腺癌研究。研究中心的收据上写着："遵照宋美龄女士意愿。" 201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民国人物特展"，展品中有一件宋美龄用过的手袋，标签注明"二〇〇五年纽约拍卖会购得"。 展柜前的小卡片上写着："私人财产如何成为公共记忆，需要制度而非道德评判。"这句话据说是时任院长在院务会议上提出的，会议记录保存至今。 曼哈顿那处公寓在2010年易主，新屋主装修时发现墙内暗格，里面有几封未寄出的信。收信人是宋美龄，寄信人写的是"介石"。 这些信被送到苏富比拍卖行，估价师打开看了一封，立即合上。 最后它们被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买家以私人洽购方式买走，价格从未公布。孔令仪的律师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2005年，恐怕又要接很多电话。 宋美龄生前最后几年，常在长岛庄园的窗前静坐。庄园管家回忆说，她有时会说："东西都用旧了，该换新的。" 这话她说过三遍，管家记在了日记里。日记本的纸页已经泛黄，字迹清晰。那句话下面，管家画了一道线，旁边写了一个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