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知道为啥不？包拯当开封市市长的时候，年薪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有一千万左右。宋朝宰相一个月的工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元人民币。这说明宋代官员的俸禄非常高，这也是一种高薪养廉的思路，所以两宋时期很少有贪官。 这话乍一听逻辑好像挺顺的——钱给够了，谁还冒着杀头的风险去捞偏门？可你要是翻翻《宋史》，这套说辞立刻站不住脚。 先说说俸禄这回事。宋朝官员的待遇确实高得离谱。清代学者赵翼有句话说得特别狠：“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翻译过来就是：朝廷给官员发钱唯恐发得不够多，从老百姓手里搜刮钱财却连一点余地都不留。宰相的月薪按当时购买力折算，确实能买十二万斤上等好米，折合现在差不多三十万元人民币。 包拯官至枢密副使的时候，每月俸钱三百贯，外加春冬两季各发绫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每月还能领一百石禄粟，什么茶、酒、炭、盐、厨料、喂马的草料，国家全包。有学者按黄金价格折算过，包拯的年薪折合现在的人民币超过两千八百万元。一个相当于今天国防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年收入两千多万，放今天也算得上“金饭碗”了。 问题是，“高薪”跟“养廉”之间，从来就没有因果关系。 北宋的贪官多到史书里都快记不下了。蔡京、高俅这种遗臭万年的大贪官就不说了，北宋还有一个叫王黼的，靠着给宋徽宗拍马屁，官阶连跳八级，当上宰相后疯狂敛财，私下扣留各地进贡给皇帝的珍宝，大部分收归己有，比皇帝还有钱。各地官府给他送生日礼物，专门有个词叫“生辰纲”，一所宅邸花掉上百万贯。 蔡京家的园子修得太大，直接拆掉周边几百间民房，老百姓被强行拆迁，哭着搬家。还有那些地方官员，借着给皇帝搜罗花石的机会层层盘剥，持续了二十多年，全国的漕运都被挤占，大量商船被强行征用，各级官员在里头上下其手，逮着机会就捞钱。大贪官董俨，《宋史》上说他“不学无操行，所至厚纳货赂”，走到哪贪到哪，受贿索贿不择手段，家财万贯。 宋朝开国第二年就查处了第一起贪赃案——商河县令李瑶受贿，被老百姓举报了。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造假账被处死，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被处死。翻开《宋史》的职官志，贪官名单比清官名单长得多。 所以那句“两宋时期很少有贪官”，纯粹是对历史的误解。作家二月河研究过历代腐败情况和俸禄水平后说过一句话：中国古代官员俸禄最高的就是宋代，宋代的“公务员工资”是清代的十倍、汉代的六倍，但宋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之一。这话不好听，但有史料撑腰。 那问题就来了——钱都给到这个份上了，怎么还养不出清廉？ 说到底是制度出了问题。宋朝的俸禄体系极其不合理，高官和基层官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而且一个人能身兼数职，每个职位各领一份工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很多基层官员实际收入并不高，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的也不在少数。高官锦衣玉食、建园子、养歌姬，基层官员日子紧巴巴，凭什么不伸手？ 更根本的是，高薪的同时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北宋惩贪一开始还算严，后来越来越松。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就说过，宋初对贪官最严，后来就宽了。再加上宋朝对文官格外优待，宋太祖立下誓约不杀文臣，这道“护身符”让很多人有恃无恐。 宋代虽然有一套监察体系，台谏权相对独立，但说到底还是人治，皇权大于一切。没有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光靠多发钱，不但没养成廉，反而把国家的财政给拖垮了。北宋最终因高官的贪污腐败导致内乱不断、外族入侵，连两个皇帝都做了俘虏。高薪没能养廉，反而成了掏空国力的重要内因之一。 再往深了说，人的贪婪是没底的。二月河说得实在：“低薪肯定不养廉，但高薪未必能养廉，因为人的欲望是无尽的。”你给一千万，他想要两千万。你让他锦衣玉食，他还想要更多的园子、更多的珍宝、更大的排场。宋朝那些大贪官，哪个是吃不饱穿不暖才去贪的？蔡京、王黼、高俅，哪一个缺钱？他们贪的不是生存所需，是权力膨胀带来的占有欲。当权力不受约束的时候，再高的俸禄也不过是贪腐的零头。 高薪养廉这个思路本身没错，但它有个前提——必须有独立的监督、透明的机制、真正的法治，让贪的成本远远大于不贪的收益。宋朝有优厚的俸禄，却没有匹配的制约。说白了，给官员发再多的钱，也抵不过“捞一把就够几辈子俸禄”的诱惑，只要不被抓住、不被严惩，那条红线永远有人敢踩。 二月河后来有一句话点到了根子上：缺乏完备有效的监督体系，公务员的廉是“养”不成的。高薪不是养廉的原因，监督才是。没有法治兜底的高薪，最终养出来的不是包拯，是更多的蔡京和王黼。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