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恨自己长了一张中国脸！”2018年，美国华裔女记者上蹿下跳，抹黑中国，但在不久后，她最亲爱的美国，却拔掉了她母亲的呼吸机。情急之下，她向中国人发起求助。 2018年前后，纽约媒体圈其实挺热闹的，各种电视台、网络节目、访谈栏目扎堆，一个华裔面孔出现在镜头前，本来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樊嘉扬这个名字，慢慢开始被人记住。 她做的是评论和时政类内容。 她在镜头前的表达很流畅，甚至有点锋利，讲话节奏也很快，带着一种“我已经看透了”的姿态。 节目里常见的画面就是她批评中国的社会问题、制度问题、国际行为，有时候语气甚至会刻意拉高情绪。 有一段时间，她的节目确实挺受关注，流量、曝光、采访机会都跟着来了。 甚至在一些场合，她会说出一些很激烈的表达，比如“我不喜欢自己的中国身份”“我更愿意成为一个美国记者”之类的话。 现场观众有时候会鼓掌，有时候会点头，节目效果也就被推上去了，她自己也逐渐进入一种状态：好像只要持续输出这种立场，就能稳住自己的位置。 那时候的她，有不错的收入，有媒体平台资源，也拿到了美国的身份路径相关的资格，对她来说，这一切像是一条清晰的上升通道。 有一次采访刘慈欣，是她职业生涯中比较典型的一次互动。 采访之前，她准备了很多问题，方向很明确，就是希望对方谈一些“立场冲突”的内容，比如对中国和西方的看法差异。 但刘慈欣的回答比较平静，没有按她预设的路径走，甚至有一段他反问了一句，大意是：为什么总是盯着缺点看，却很少看到别人努力的一面。 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但现场气氛一度有点微妙，樊嘉扬当时的反应是带过，没有继续深入，她觉得这个问题不在自己的采访框架里。 采访结束后，这段对话在一些圈子里被讨论过，但她并没有太在意，对她来说，那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采访。 真正改变节奏的，是后来那几年发生的事情。 2020年前后，疫情在全球扩散，纽约的医疗系统压力突然变得很大，医院里床位紧张、设备紧张，呼吸机成了非常关键的资源。 樊嘉扬的母亲本身就有慢性病，长期依赖呼吸设备维持状态，平时生活已经需要照护，这次感染之后，情况一下子恶化，被送进医院抢救。 一开始还能靠机器维持，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医院那边开始按照紧急程度和资源分配原则进行调整，现实情况是，资源不够用。 樊嘉扬那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规则之外的现实”。 她开始频繁和医院沟通，试图说明情况，她拿出自己的记者身份，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也试图解释家庭状况，希望能继续维持呼吸机支持。 但沟通过程并不顺利，医院的反馈很直接：资源有限，必须按统一标准分配。 她一开始还试图争取，说可以承担费用，可以转院，可以想其他办法，但得到的回应都比较一致，没有空余设备。 到了后来，情况变得更紧张，母亲的呼吸机支持被逐步调整，最终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窗口内被撤下。 她后来试图继续求助。 找政府渠道，没有明确回应，她以前认识的一些圈内人，这时候大多保持距离，现实很快把她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在几乎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她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发声，甚至把求助信息扩散到中文社交平台。 她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过去那种强烈的立场输出，而是变成了更直接的求助内容，有时候甚至会提到自己的家庭背景，希望获得帮助。 但网络上的反应并不统一。 有人看到她的身份和过去的言论，情绪比较强烈，直接指出她之前的立场和现在的处境之间的落差。 有人则觉得不应该把过去的表达和现在的医疗求助混在一起看。 最后有一段时间，她确实收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一些医疗设备支持，其中包括一台呼吸设备，通过渠道送到她家里。 那台设备接上之后，母亲的状态短暂稳定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很关键。 她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时候，情绪比较复杂，她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在镜头里的很多表达，其实是站在一个比较单一的视角上。 当时她觉得那是“职业立场”，是“价值表达”，但真正进入现实困境之后，她才发现，有些东西在关键时刻是没有那么多标签可以解释的。 母亲最终还是去世了。 但那一段时间的变化，让她之后的状态发生了一些调整。 她没有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做那种单一立场输出的节目，而是开始更多关注事实层面的内容，有时候甚至会尝试去拆解一些她过去没有认真理解过的议题。 故事到这里，其实已经很难简单用一句话总结，它不是一个“立场转换”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反转”。 更多是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不同压力下，对自己位置重新理解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