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杨昌济：我的得意门生是毛泽东。谭嗣同：我的得意门生是杨昌济。谭嗣同：我的得意门生是蔡锷。蔡锷：我的得意门生是朱德。杨昌济担任毛主席的国文教师时，影响最大。他表示愿在同学中培养一两个杰出人才，希望他们能为中国未来打拼出独立自强的天地。 1897年的长沙，讲台上站着个穿粗布长衫的中年人，不拿课本，撸起袖子就在黑板上写大字。他问台下学生：“这变法，到底是演戏还是动真格的？” 最后一排坐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笔记本上记满了问号，第一排还有个矮个子，比他小三岁，雷打不动，眼睛眨都不眨，那个中年人的名字叫谭嗣同。 十个月后，1898年的菜市口，消息传回长沙，整整过了十天，杨昌济和蔡锷对视一眼，一句话没有，各自走了一条从没走过的偏僻小路回家，杨昌济后来告诉女儿杨开慧，那天他看见一棵干裂的樟树，身上带伤，却比周围所有树都要高。 1913年，从海外回来的杨昌济站上了湖南一师讲台，他从不照本宣科，拿的是自己的笔记，他跟学生说：“我老师教过我，做人要像水，随方就圆。但水往低处走，人也得学会低调务实。” 台下最后一排有个学生把脚蹬在板凳上听课，听到朱熹的名字时，他敢小声发表反对意见，杨昌济下课后把他叫到跟前，塞给他一本书：“既然你觉得朱熹说得不对，就把这书看完，下周告诉我哪一页有问题。”那个学生的名字叫毛泽东。 湖南的冬夜冷得钻心，屋里烧着一盆炭火，两个人围着火炉聊个没完，杨昌济讲外国的见闻，讲谭嗣同怎么跟人争论，怎么提笔骂顽固派，怎么在刑场上一脸淡定，杨昌济还说：“读书要钻得进去，更要跳得出来。这是我老师教给我的秘诀。” 1918年6月，杨昌济受聘北大教授，全家搬到了北京豆腐池胡同十五号，同年8月19日，门被敲响了。 门外站着一个行李轻飘飘、心里的主意却大得很的湖南青年，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出远门，头一回进北京，谁能想到，这个住进胡同小院的穷学生日后竟会掀起改天换地的狂风巨浪。 杨昌济把他安排住进了前院，后来为了方便新民学会的朋友们聚会，毛泽东又搬去了景山东街，八个人挤在三间小破房里，但他跟杨昌济的走动从来没断过，他常去串门，聊学问、聊国家大事，聊得深了，情义早已超过普通的师生。 不止如此，杨昌济还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郑重推荐给章士钊，写的是：“这两个人国内罕见，想救中国，绝不能不用他们。”随后又把他引荐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给他安排了个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八块钱。 钱少，地位也低，每天干的就是登记报纸名称这种杂活，北大名家辈出，傅斯年、罗家伦这些风云人物天天在阅览室进出，毛泽东挺想跟他们聊政治文化，人家正眼都不瞧一下这个满口湖南腔的“小职员”，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职位太低，大伙儿都不怎么正眼看他。 但他没泄气，他边干活边蹭课，到处参加研究会，逮住机会就学，抓着问题就钻，佩服名记邵飘萍，他就专门上门求教，地位在最底层，眼光却一直盯着最高处。 1918年，蔡锷在北京被监视，他给远在云南的朱德写了封信，问：“你带的兵能拉出去打硬仗了吗？”朱德回得干脆：“兵们姿势都对，就是还没见过血，得练！”蔡锷看完信直接把信烧了，带上墨镜秘密离京，直奔天津，转道回滇。 蔡锷记得朱德跑步一般，但枪法准得吓人，回回打中靶心，朱德把老师教的所有本事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第一页写着：“带兵的得自己先跳泥坑。”在云南带兵，每次训练朱德第一个扎进战壕，士兵一看长官浑身是泥，个个来了精神。 1916年，蔡锷在日本病逝，朱德听到消息时正在练兵，慢慢放下枪，一个人在营房后面坐到了天黑。 1920年初，毛泽东第二次进北京，这一次等来的不是老师，而是噩耗，他在法源寺守灵，忙前忙后张罗募捐，操办后事，他冲到杨家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字，那是谭嗣同就义前四个月送给杨昌济的，墨迹已经变淡了。 豆腐池胡同十五号那个小院子，神奇得让人说不出话，它见证了老师的期望，学生的奋斗，还藏着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头回见面时她还是个娃娃，北京重逢时已亭亭玉立，她说是听了毛泽东的故事、看了他的日记才爱上他的。 两年后两人在长沙成婚，十年后，杨开慧牺牲在军阀枪下，毛泽东后来写下“我失骄杨”，四个字里藏着的是一辈子的疼。 谭嗣同33岁，蔡锷34岁，杨昌济49岁，都没活过六十岁，但他们带出的学生一个建立了新中国，一个成了开国总司令。 当年在学堂里，谭嗣同说过一句话：“老师不是教你考试的，是那种让你一想起来就浑身难受、坐不住的人。等二十年后想起来，能立刻起身为国家干点实事，我就是你们老师。” 朱德在延安讲课时，有人问他跟蔡锷学到了什么，他站起身来回走了几步，说：“他教卧倒的时候，自己先趴在泥地里。这一幕，我记了一辈子。” 这就是几代顶级人物，手递手传下来的精神火种。 信源：金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