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去开会，萧克对他说：“配枪不错。”高志远把手枪交给萧克，谁知萧克却下令：“抓起来，杀了！” 高志远把枪递过去的时候，脑子里大概还在想着等会儿能不能争取到粮食和弹药，带弟兄们杀回冀东老家。他压根没想到，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摸枪。萧克接过那支保养得油光锃亮的手枪，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几眼，冷不丁变了脸色，一声令下，警卫员从门外冲进来，把高志远给捆了。不到半个月，冀东十万民众推举出来的抗联总司令，就这么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时年才三十二岁。 说起来高志远这人不简单，穷苦人出身，可骨子里天生就长着一根犟筋。他是个富家子弟，独苗一根，家里良田百亩，吃喝不愁，可他偏偏听不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1933年长城抗战，他变卖家产，毁家纾难，招了二百多号兄弟拉起一支抗日义勇军，他老爹气得直跺脚，骂他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去送死。他回了一句硬话：“您教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话不能光挂在嘴皮子上！” 他那股子狠劲不是吹出来的。1935年，大汉奸刘佐周在冀东一带给日本人当走狗，到处祸害老百姓，高志远单枪匹马摸进滦县火车站，化装成厨师，趁刘佐周下车的时候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枪，把那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卖国贼当场毙命。这事传遍了整个冀东，从此不管什么来路的武装，提起高志远的名字都得竖个大拇指。 真正让他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是1938年那场震动华北的冀东抗日大暴动。那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二十二县同时揭竿而起，十万农民拿起锄头和猎枪，扑向鬼子的炮楼。高志远被公推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带着两三万人马，打下了好几座县城，那阵势在整个华北敌后都算头一份。可惜天不遂人愿，日寇疯狂反扑，暴动队伍损失惨重，不得不向西撤退到了平西根据地。 到了平西，一切都不一样了。高志远手下的兵，几乎全是土生土长的冀东子弟，离开老家大半年，心里头想家想得发疯，隔三差五就嚷嚷着要打回去。高志远体恤下头弟兄们的心思，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级请求率部东返，回冀东老家打游击。可从萧克的角度看，这个仗打起来威风八面的“土司令”，越来越不听招呼了。 更要命的是，高志远犯了两个致命的忌讳。一是他跟吴佩孚暗中有过联络。当时吴佩孚虽然在北京当着寓公，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华北地面上还有不少旧部和声望。高志远派人去找吴佩孚，目的说白了就是想搞点钱粮弹药，回去跟鬼子拼命。可坏就坏在，1939年初日本特务正死皮赖脸地想拉吴佩孚出山组织伪政权，吴佩孚没答应，可这节骨眼上高志远跟吴家有联系，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 第二个更糟心，他身边出了内鬼。他手底下一个秘书陈飞，跑去向萧克打小报告，说他“阴谋叛变，要把部队拉到旧军阀那里去”。萧克听了这个举报，二话没说，直接认定高志远要当汉奸。1939年4月的那场“鸿门宴”上，萧克借口看枪缴了高志远的械，随即将其关押。萧克主持了公审大会，根据秘书那份分量堪忧的举报信，就给高志远定了死罪。 公审的时候，萧克提议立即处决高志远，可邓华和宋时轮不同意。宋时轮气得当场拍桌子：“高志远要是真想投敌，当初在冀东带兵的时候就投了，还用得着跑平西来费这个劲？”可萧克一意孤行，少数服从多数，三比二通过了枪决决定。1939年4月27日，高志远和冀东抗联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李荣久一起，在平西山南村被处决。直到咽气那一刻，他嘴里还在喊着那三个字——我冤枉。 这事后来成了一桩历史公案。1994年，河北党史研究人员给萧克写信，摆出大量证据说当年杀高志远是一桩冤案，理由一条一条：高志远不是共产党员，他的队伍也不是八路，凭什么拿八路的规矩去管人家？就算他跟吴佩孚有联系，那也是为了找军饷打鬼子，吴佩孚本人宁死不当汉奸，这怎么能算叛国投敌？萧克拖了大半年才回信，措辞很硬，坚持说高志远是“叛变分子”，当年的处置“完全正确”。 可有些东西不是一句“处置正确”就能盖过去的。高志远，一个毁家纾难、变卖家产拉起队伍打鬼子的硬汉子，一个亲手刺杀了大汉奸的英雄，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他手下那些哭着想打回冀东老家的弟兄们，后来又是怎样的下场？一个从没做过一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百姓的人，却被当作叛徒给毙了，七十六年之后，他的家乡人还在为他的名誉奔走。这不光是高志远一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留给历史的一道深深的血痕。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