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捕了。让所有人震惊的是，这个入党十多年的老同志，没扛几次审讯就投降了。消息传回根据地，战友们又痛心又愤怒：老周怎么就叛变了？可没过多久，一封密信辗转送到了保卫科长丁公量手里。信上写着：“敌人想争取我投降。我想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一样，打入敌人内部。如组织不同意，我就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事说来话长。周迪道不是一般的情报员，他是浙江诸暨人，1927年就入了党，抗战中期在浙东行政公署当南山财经委主任，算得上是根据地的“财神爷”。1944年初，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让他想办法筹800万巨款以作军用，他化装成小贩混进宁波，本已筹集了一万多银元，谁料一个旧日伪乡长认出了他，直接向日本人告了密。被抓之后，他先是被关在余姚警备部，后来押到宁波宪兵队那个三层楼洋房。那地方内外岗哨密布，地下室摆满了刑具，进去的人没几个能完整出来的。 周迪道做好了死的准备。可日本人打了他几次之后，发现这人骨头硬，打不出什么名堂，就换了策略。宪兵队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亲自来找他谈，说既然你是共产党的财经干部，那就在我们这边也干财经，金票大大的有。周迪道一想，这倒是个机会，当面就点了头。铃木半信半疑，把他放了，又派人在暗中盯着，想看看他到底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 周迪道知道日本人没完全相信他。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他干了件让根据地同志听了都想骂娘的事——公开喊“反共”口号，出入妓院赌场，还跟一帮汉奸混在一起。后来丁公量回忆，周迪道去那些地方有规矩：只能睡干铺，不能来真的。可外人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看见他在花天酒地里逍遥。消息传到根据地，好些跟周迪道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气得直跺脚，恨不得亲手把这个“叛徒”给崩了。 在牢里的那些日子，周迪道还做了一件要命的事——他把自己掌握的一些根据地情报给供了出来。这事儿要是让当时在根据地的同志知道了，非得骂他个狗血淋头。可仔细看，他供的全是经过挑选的“真情报”——比如他报告说某月某日新四军在某地开会，日军跑去一查，果然发现有人开过会的痕迹，可队伍早就撤了。一次两次扑空，铃木不但没怀疑，反倒觉得这个朱人达的情报准得很，只是自己行动慢了。信任就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 站稳脚跟之后，周迪道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帮组织组建了“400反间谍工作小组”。他向铃木建议，光靠他一个人搜集情报不够，得多招几个帮手。铃木一想也对，就让他自己去物色人选。周迪道趁机把狱中几位尚未暴露的地下党员拉了进来，陆续发展到9个核心成员，大部分都是被捕后经组织批准打进敌人内部的。这个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周迪道化名朱人达，代号401。组里有位20岁的姑娘徐笑奇，假扮他的夫人，代号406，后来两个人假戏真做，在敌营里守护了一年多的秘密，这段经历后来被拍成了纪录片。整个小组由一位化名乐群的富商千金担任联络员，她穿着旗袍、蹬着高跟鞋，利用家庭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把情报一条一条传回根据地。 1944年底，上海地下党为根据地搞到一批火药，做手榴弹用，可东西卡在上海运不出来。任务落到了周迪道和徐笑奇身上。正愁没理由出城，一个消息传来：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周迪道抓住机会，说自己也想带夫人去玩玩，主动要求同行。木场答应了。他们在上海拿到火药，装进一只女士皮箱，下层放炸药，上层盖衣服。回程在宁波火车站，日本兵逐个检查中国人的行李，眼看就要打开那只箱子。周迪道脑子一转，把箱子塞到木场手里，请他帮忙拿一下。木场接过沉甸甸的箱子，笑着问他是不是在倒腾金子发财。周迪道顺水推舟，说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木场哈哈大笑，拎着箱子就走。徐笑奇后来回忆说，每次检查她的呼吸都好像停了，她已经做好了万一暴露就拼个鱼死网破的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年多潜伏下来，“400小组”不但没被识破，还策反了60多个日本宪兵密探。更绝的是，临走那天，周迪道向铃木告别，铃木不但亲自送行，还“临行赠礼”，送给他们电台和枪械，派兵护送他们出城。那些被策反的密探排着队跟着周迪道去了四明山根据地，其中不少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他们以为最坏最油滑的“汉奸”，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新四军埋在日本人心脏里的一根钉子。 周迪道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公安工作，1998年去世，享年87岁。他这一辈子，从被战友痛骂到被敌人信赖，从孤身一人闯龙潭到带着一个小组全身而退，最后还让日本特务头子亲自替他拎箱子送炸药。当一个人把个人荣辱踩在脚底下，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只为在敌人心脏里替自己的队伍多撑一天——这种狠劲儿，不是谁都能有的。周迪道做到了，他带着四百小组做到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