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志愿军战俘的选择 朝鲜停战第二年，战俘营里两万多人面临选择：回大陆，或者去台湾。 只有55个人选了第三条路——去巴西。 他们大多来自180师，第五次战役被打散了，在战俘营里熬了三年。美军管着的巨济岛战俘营不是人待的地方，饿肚子是常事，挨打更是家常便饭。最要命的是，特务逼着他们在身上刺字——“反共抗俄”、“杀朱拔毛”。 “刺了这字，回去怎么说得清？”一个叫王永康的士兵看着胳膊上的字，手都在抖。 1954年1月，船上。 55个人挤在货舱里，海风带着咸腥味。没人说话，只有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 “咱们这算不算……叛国？”有人小声问。 “叛什么国？”年纪最大的老赵说，“真要叛国，去台湾不就得了？还跑巴西那么远干啥？” “可老家回不去了啊。”问话的人哭了，“我娘还在等我呢……” 舱里一片抽泣声。他们不是不想回家，是回不去了——胳膊上、胸口的刺字，就是铁证。回去怎么解释？说被逼的？谁信？ 40天后，船到巴西桑托斯港。 眼前是热带雨林，湿热难耐。巴西政府给了块荒地，在圣保罗州内地，叫“上校镇”。名字好听，其实就是野地。 “这能种庄稼？”有人扒拉开比人还高的杂草。 “不能种也得种。”老赵挽起袖子，“难道饿死在这儿？” 他们搭草棚，开荒地，手磨出血泡。第一年死了三个——水土不服，没钱看病。葬礼很简单，挖个坑，插块木牌，上面用烧黑的木炭写名字。 “得想办法活。”王永康说，“我打听过了，这儿能种咖啡。” 种咖啡要本钱，他们没钱。55个人凑了凑，只有几块美金——是在战俘营里省下来的。 “我去城里借。”老赵说。 “谁会借给咱们？” “试试。” 老赵去了三天，回来时带着一小袋咖啡苗和欠条：“跟华人超市老板借的，利息不低。种不出来，咱们都得去给人当苦力。” 那几年，他们白天种咖啡，晚上睡草棚。蚊虫叮咬，疟疾肆虐，到第五年，又走了四个。但咖啡树活了，第七年开始结果。 “有盼头了。”王永康看着咖啡豆，哭了。 日子慢慢好起来，盖了砖房，买了辆二手卡车。可他们从不穿短袖——哪怕40度高温，也把袖子扣得严严实实。 有一次，王永康的儿子问：“爸，你胳膊上是什么？” “没什么。”他赶紧拉下袖子。 “让我看看。” “看什么看！”王永康突然发火，儿子吓哭了。 晚上，他坐在院子里，把袖子卷起来。月光下，那些蓝色的字刺眼得很。老赵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 “想家了？” “想。”王永康吸了口烟，“昨天做梦，梦见我娘给我做面条，醒了枕头是湿的。” “都一样。”老赵也卷起袖子，两人就着月光看那些洗不掉的字。 1990年，中巴建交第十六年。 有华人带来消息：“国内政策变了，战俘可以回去了。” 55个人聚在老赵家——现在只剩28个了。年纪最小的也六十多了。 “回去吗？”有人问。 长久的沉默。王永康开口：“我爹娘早不在了，兄弟姊妹不知道还认不认我。再说……”他摸摸左臂，“这身字怎么解释？” 最后没人回去。他们给国内写信，可多数石沉大海。只一个叫李建国的收到了回信，是侄子写的：“大伯，家里都好，您多保重。” 信在28个人手里传了个遍，纸都摸毛了。 2000年，国内正式发文：志愿军战俘是战争受害者，应得到尊重。 消息传到巴西时，老赵已经躺床上起不来了。王永康念给他听，念完问：“听见了吗？国家承认咱们是受害者了。” 老赵慢慢点头，眼角有泪。三天后，他走了。 那年，55个人只剩19个。 2010年，上校镇华人公墓。 最后一位老人下葬。他们的子女在墓园立了块碑，刻着55个名字，墓碑朝着东北方向——中国的方向。 王永康的儿子对着墓碑说：“爸，你们没叛国，我们都知道。” 风吹过咖啡园，叶子沙沙响，像在回答。 如今，他们的孙子孙女有的成了医生、律师，咖啡园还在，每年还产豆子。只是再没人提起那段往事，只有墓碑上的名字证明：曾经有55个中国人，在这里活过、苦过、想过家。 他们选了最难的路，用一辈子证明一件事：有些清白，比命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