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说得太解气，也戳中了当下最扎心的痛点：善良正在被肆无忌惮地拿捏，好人正在被讹诈者逼得步步后退，而讹人者却能凭着“老”字当护身符，低成本作恶，全身而退。 说白了，扶人被讹从来都不是个别意外，而是已经蔓延成一股歪风邪气，越演越烈，凉透了整个社会的善意。 那些讹人的老人，根本不是不懂道理，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把别人的善良当成牟取暴利的工具。明明是自己不小心摔倒，有人好心伸手相助，转头就变脸，一口咬定是被帮扶者撞倒，狮子大开口索要天价赔偿。 更可气的是，他们连像样的证据都拿不出来，要么靠嘴硬编造谎言，要么靠年纪大博同情，哪怕监控清清楚楚证明帮扶者清白，也能死缠烂打，要么改口说是被吓到，要么撒泼耍赖，把帮扶者拖进纠纷的泥潭。 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就是倚老卖老、为老不尊，就是在破坏整个社会的信任根基，就是在逼得好人不敢再行善。 很多人疑惑，难道就没人能治得了这些讹人者吗？不是不能治，而是之前的处罚太轻，轻到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 大多时候，即便讹人者被戳穿谎言，也只是口头道歉，最多被批评教育几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既不用赔钱，也不用担责。这种“零成本讹诈”，只会让更多人跟风效仿——反正讹成了能赚一笔，讹不成也没损失，何乐而不为？ 而被讹的好人呢？轻则被折腾得身心俱疲，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自证清白；重则留下心理阴影，从此再也不敢随便伸出援手，甚至连看到老人摔倒都要绕着走。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讹人者越来越嚣张，好人越来越沉默，路上遇到老人摔倒，没人敢扶、没人敢帮，哪怕老人真的需要紧急救助，也只能在原地苦苦等待，最终可能错过最佳救援时机。 这就是讹人者造成的恶果，不仅毁了个人的善意，更毁了整个社会的温度，让“扶不扶”从一道简单的良心题，变成了一道让人纠结不已的选择题。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恰恰戳中了问题的要害：对付这种低成本讹诈，就不能心慈手软，不能因为对方是老人就网开一面。 法律早就有明确规定，虚构事实、索要钱财，本身就是敲诈勒索，只要达到一定数额，就构成违法犯罪，轻则罚款拘留，重则判刑坐牢。哪怕达不到判刑标准，也必须处以高额罚款，罚到他们心疼，罚到他们不敢再犯。 有人说，老人年纪大了，不懂法律，何必这么较真？这根本不是理由，不懂法不是违法的借口，年纪大也不能成为作恶的挡箭牌。 更何况，很多讹人者根本不是不懂法，而是吃透了“法不责老”的空子，故意为之。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撒泼耍赖，帮扶者大概率会为了息事宁人妥协，就算闹到法院，自己也不会有太大损失。 所以，必须打破这种侥幸心理，只要扶人被讹，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就直接按敲诈勒索严惩，不能判刑就高额罚款，罚到他们再也不敢把别人的善良当成摇钱树，罚到歪风邪气彻底被遏制。 很多人担心，这样会不会让老人不敢再寻求帮助？完全不会。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只会感激伸出援手的好人，绝不会反过来讹人；只有那些心怀不轨、想靠讹人发财的老人，才会害怕这样的惩罚。 而且，法律早就有“好人条款”，明确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真心帮忙，哪怕不小心造成轻微伤害，也不用担责，根本不用担心被讹。 现在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法律不完善，而是执行不到位，是对讹人者的惩罚太轻，是受害者维权成本太高。很多被讹的好人，因为怕麻烦、耗不起时间精力，只能选择忍气吞声，间接纵容了讹人者的行为。 除此之外，举证责任倒置也很关键，不能再让好人自证清白，而是应该让讹人者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被帮扶者所伤。拿不出证据，就认定是敲诈勒索，直接严惩，这样才能真正减轻好人的维权压力，让好人敢行善、敢帮忙。 说到底，严惩扶人讹诈者，不是针对老人，而是针对那些倚老卖老、作恶多端的人；不是否定善意，而是为了保护善意，不让好人寒心，不让善良被践踏。 社会的善意，从来都不是靠好人的隐忍换来的，而是靠严厉的惩罚守住的。只有让讹人者付出惨痛的代价，让“讹人必被罚”成为共识，才能打破“扶人有风险，行善需谨慎”的困境，才能让更多人愿意毫无顾虑地伸出援手，才能让这个社会重新充满温度。 别再让好人受委屈，别再让善意被辜负。支持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拿不出证据就严惩，高额罚款治住歪风，还善良一个公道，还社会一份温暖！
